我在“想通”之后，较快地改写了交待材料。就这样我在群众的帮助和领导的启发下，检查出我在被俘时是带有一个未能扔出去的手榴弹的。我写上了：“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又想我由于当“翻译官”确实有时比一般难友吃得多点，便写上了：“被俘后怕饿肚子同意给敌人当翻译为敌服务。”并自己将这些行为定性成“严重右倾保命、丧失气节行为”。我的交代终于在班里得到通过，并为连里接受。

　　紧接着开始了背靠背的相互揭发。重点是揭发别人的战场主动投敌、参加反动组织、出卖党员干部、有意泄露斗争机密。还宣布了在此期间不许任意相互串连，不许订立攻守同盟等纪律。这一下更加重了大家心中的阴影，相互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决定命运的时刻

　　1954年6月的一天终于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由团政委宣布：上级已批下来对我们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意见。

　　团政委在大会上反复强调了要相信党，要严格要求自己，要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要愉快接受上级对自己所做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决定。他后面说些什么我已经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

　　紧接着大家回到连里听宣布个人结论和处理决定。我们低头坐在连部大院里，每个人的脸上都笼罩着一层乌云，气氛既紧张又沉重。连长拿着一叠档案，指导员逐个打开宣读结论。声音干涩而呆板。我听到一个个战友们的处理大都是承认军籍，开除党籍或团籍。有几个恢复军籍的，党籍也被开除了。更有两个军籍、党籍都被开除了。我的心下沉了。忽然我听到念我的名字，心又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

　　“张泽石，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后曾向敌人供出部队番号，又因怕吃苦去当翻译为敌服务但能参与领导对敌斗争……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我感到脑子一下胀大了，耳边反复轰鸣着：“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

　　今天大家受了委屈，你应该再次站出来申辨一下啊！

　　我转身去到连部，我又去到营部找到营教导员，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但教导员却很不耐烦地说：“你对别人的具体情况并不很清楚，最好只管你自己。”我也不客气地说：“我认为对我的结论也是夸大了缺点，缩小了成绩。”教导员说：“你结论上的话基本上都摘自你本人交待材料，又不是我们随便给你定性。”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使我血往上涌，忍不住说：“你在全营大会上宣布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还算不算话？”

　　“当然算话！”营长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他不知什么时候进了营部。见我转过身来，他阴沉着脸继续说：“你认为自己是什么大功臣？一个革命战士在战场上有武器不抵抗束手就擒算什么问题，没开除你军籍还不算宽大处理？”

　　我张了几次嘴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脑子一片空白，我扶着桌子停了一会儿，低头撞出门去，背后传来几声耻笑，我感到脊梁骨突发一阵颤栗。

　　三十年后落实政策

　　自中央下达“对右派分子给予改正”的文件后，我不止一次到北京九中党支部去要求复查改正我的右派问题，得到的回答总是“请稍候”，“已报上去了，请再等几天！”

　　我去九中找到新来的刘书记，希望确知是什么原因我的改正问题落实不了！刘书记是从“文革”中艰难地熬过来的正直的共产党员，他建议我再写一个申请书，承认自己有错误观点，但那只是在党支部向组织上汇报思想时提出的，并未在群众中散布过，按照中央政策规定不能算作右派言论，要求落实改正右派政策。

　　我一边写这个“申请书”一边想：所谓左和右完全是相对而言，就看你把标杆定位在哪里！若将标尺定在极左的位置上，一切正常的都必然要成为“右”的了。

　　“一定要他们承认自己完全做错了，也太为难他们了！”这样想，我也就谅解那些坚持不肯给我改正的当权者。

　　1980年3月15日我得到石景山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正式通知！改正我的右派问题。

　　1981年底，根据北京卫戍区的正式批文，恢复我从1947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党龄，恢复我从1949年参军时起的全部军龄。石景山区武装部换发了我的复员军人证书，补发了380元复员补助及医疗补助金。中共石景山区委组织部给我校党支部下达文件，宣布恢复我的中断了整整30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