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们甚至头脑发热，要把进口的无缝钢管拿去炼钢，由于部里发现及时，被制止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出于保护积极性的考虑，对新疆局没有加以批评和指责。

　　

本文摘自《余秋里回忆录》，作者：余秋里，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石油工业要不要上？

　　1958年冬，在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以后，党中央又提出了“以钢为纲”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把有限的资金、物资首先用于保证钢铁建设方面，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财力、物力用于发展石油工业。

　　面对这种形势，石油工业应该采取什么方针、什么态度呢？在石油工业系统内部，有过两种方针、两种态度的争论：

　　一种是“只让不上”。有少数同志认为，既然工业战线“以钢为纲”，石油工业应该让路，让了以后，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另一种是“又让又上”。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摆正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位置，自觉服从国家统一计划、自觉给国民经济重点方面、重点部门让路，不争投资、不争物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使用国家分配的投资、物资，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努力发展自己，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建设计划，尽量多找油、气储量，增加油、气产量。大多数同志坚持了这种积极的方针和态度。这也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石油工业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而又薄弱的战线，如果石油工业上不去，长时间停滞不前，反过来会拖国民经济的“后腿”。从这个意义上说，“又让又上”，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也是艰巨的任务。

　　我多次提出要做克服困难的勇士，不做困难面前的逃兵。困难越大，干劲越大，办法越多。没有干劲，不动脑筋，必然步履艰难，一事无成。

　　坚持主抓石油

　　1958年中央作出决定，号召大炼钢铁。我们是一度执行了的，对于石油厂矿大炼钢铁，也是支持的。当时，大炼钢铁最积极的是新疆局，他们把规模搞得很大，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兴师动众，荒废主业，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他们甚至头脑发热，要把进口的无缝钢管拿去炼钢，由于部里发现及时，被制止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出于保护积极性的考虑，对新疆局没有加以批评和指责。

　　1959年初，党组开会研究决定，对于石油厂矿炼钢炼铁，要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要保证质量，炼出的一定要是好铁好钢，增强自力更生能力；二是炼钢炼铁不能影响主业，要明确搞油是主要任务。

　　当年5月，李人俊同志（石油部副部长）去新疆，向新疆局同志传达了党组会议的精神。人俊同志提出，新疆局炼钢炼铁规模过大，布点太多，应适当收缩，合理布局定点，以保证钢铁质量。人俊同志根据中央武昌会议的有关规定，提出自产钢铁，没有外调任务，一律不列入正式计划。新疆局党委及有关部门某些同志，听不进这些意见，甚至在事后不顾事实，说人俊同志“右倾”。在这以后，新疆局的同志依然我行我素。

　　1959年，国家炼合金钢缺乏石油焦。当时独山子炼油厂可以生产，国务院曾派飞机去新疆紧急空运石油焦。李富春副总理要求我们尽力多生产一些，解决国家的急需。我们根据富春同志指示，给新疆局正式下达了石油焦的生产计划。新疆局是如何对待的呢？他们在1959年第四季度的工作指示中写道：“炼铁7000吨，钢1000吨，一定要完成；努力完成石油焦的任务。”我看到这个文件以后，感到很气愤。石油焦指标是国家安排、列入计划的，而炼钢炼铁并没有列入国家计划。为什么炼钢炼铁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而石油焦的生产任务却是“努力”完成呢？我严肃批评了新疆局的负责同志，指出这是缺乏全局观念、违反统一计划的表现。

　　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新疆局有的同志在发言中，丝毫没有自我批评之意，反而再一次指责石油部领导对大炼钢铁不积极，只抓油，是“右倾”，引起了争论。在讨论中，有的同志尖锐地指出：如果全国的石油企业都去搞钢铁，而不搞油，那还要石油企业干什么？如果不搞油了，国民经济怎么能全面发展？钢铁工业又怎么发展？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既需要重点发展钢铁工业，也需要发展石油工业。石油工业发展了，又可以支持钢铁工业。事实上，我们当时在努力增加油、气生产的同时，就积极安排了向一些钢铁厂供油供气的工作，支持了钢铁生产。经过广泛的讨论和批评，新疆局的同志收回了他们的意见。

　　1981年4月，余秋里在山西官地煤矿井下了解机械化采煤情况。

　　智救焦力人

　　1959年8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在党内开展一场“反右倾”的斗争。运动开始以后，很快就涉及了一些石油局厂的负责同志。而这些同志都是对党忠诚，工作负责的好同志。如果这些同志受到伤害，必将挫伤一大批干部的积极性，对党的事业和石油工业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我也考虑过，当时的政治运动都由地方党委领导，如果挺身而出，为受批判的同志讲话，无疑是要冒风险的。但为了党的事业，也就顾不得了。

　　反右倾运动开始后，玉门局所在地的党组织在党代表会议上批判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焦力人同志，说他只抓生产，不抓政治，只见物，不见人，反对大跃进，要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玉门局党委副书记焦万海给我打电话，反映了上述情况。并说，明天局里要开会批判焦力人同志。我感到问题严重，但又不能硬性规定不准他们开批判会。我考虑以后，专门给玉门局党委书记打电话，只讲了一句话：“请你和焦力人立即来部里开会。”由于主持批判会的人和受批判的人都离开了玉门，批判会自然就开不成了。他们到了北京以后，我当面做了工作，说服了玉门局党委书记，停止了对焦力人同志的批判。

　　1985年2月，余秋里在广州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汇报工作。

　　营救徐今强

　　不久，我又接到兰州炼油厂的报告，兰炼党委书记兼厂长徐今强同志正受到地方党组织的批判，要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很快赶到兰州，要求会见甘肃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和几位省委负责同志会见了我。

　　我和省委书记在解放战争时期同在西北野战军，比较熟。见面后我说，我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为徐今强的事来的。徐今强是一位好同志，对党忠诚，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负责，为什么要批判他？省委书记找来经办人员，让他把情况说一说。经办人员说来说去，无非是说徐今强只抓炼油，对大炼钢铁不积极、不支持。我问究竟有什么事实？他说地方上大炼钢铁，要调兰炼一台备用的大型鼓风机，徐今强不同意。我说，徐今强这样做是对的，是对国家负责任。他如果同意把鼓风机调走，一旦正在用的鼓风机出了问题，就会造成炼油厂停产，那样损失就大了。

　　这时，我对省委书记说，徐今强没有错，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怎么能那样对待他？再说，他还是石油部部长助理，如果省委认为他有什么问题，至少应该和我们打个招呼吧！我还谈到了焦力人同志，我说他是正派的、务实的，是积极工作的，也不该受到批判。最后我说，徐今强、焦力人，一个也不能批判，你要打他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就全把他们调到部里去。如果省委有意见，我们可以到党中央去谈。

　　省委书记听了以后说，经办人员没有把事实搞清楚，向省委汇报的情况不准确，徐今强、焦力人的问题应予纠正。后来听说，甘肃省委作出决定，要做好兰州市委、玉门市委的工作，保护徐今强、焦力人过关。

　　在这以后不久，薄一波副总理在一次工交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说，他同毛主席讲，余秋里同甘肃省委书记据理力争，保护了几名干部，余秋里的办法，是据理力争。少奇同志听了以后说，为了党的利益，就是要抛开个人，抛开单位。

　　1979年2月26日，余秋里副总理会见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

　　保护张文彬

　　在反右倾运动中，新疆局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局党委一些领导认为局长张文彬只抓油，不抓大炼钢铁，批判他“右倾”。事实上，1958年秋冬，大炼钢铁高潮期间，张文彬正带队在川中参加会战，1959年春从川中返回新疆后，看到大炼钢铁占用了大批人力、设备和其他物资，影响了石油生产，就以主要精力抓石油生产，这本来是对的，但却被批判为“右倾”。他违心地做了检查，仍不能过关。我听到这个情况后，同新疆局一些领导同志交换了意见。我指出，张文彬同志如果有缺点、错误，你们可以批评。但说他不支持炼钢，“右倾”，是不公正的，我不能同意。我还亲自给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同志打电话，讲了我对张文彬同志的看法，得到了他的支持。

　　在反右倾斗争中，我们保护了一些干部，为即将开始的石油大会战，准备了一批领导骨干。1960年初，我们将张文彬、焦力人从新疆局、玉门局调出，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徐今强于1963年调回石油部，担任副部长，1964年起主持大庆油田工作。他们都为大庆石油会战和石油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8年，余秋里退居二线后，在家中认真阅读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