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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决策:周恩来如何狙击江青的组阁美梦?--国家年鉴
核心提示:江青一伙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在政治局发难和赴长沙告状的结果,竟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本文摘自《周恩来生平全纪录》 作者:江明武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已是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几乎就在中央文件下达的同时,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几个月里一直不苟言笑的周恩来,这几天就像是变了1个人。
然而,1974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
元旦那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1个组成部分”。由此发出了“批林”也要联系“批孔”的信号。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继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吗?人们记得: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意欲将批林斗争引向深入。正是由于江青一伙从中作梗,才使得批林运动陷于夭折。
至于“批孔”,更不过是江青等人为“联系现实斗争”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江青就借要“评法批儒”,试图把所谓“儒法斗争”内容塞入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结果被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张。
这一次,江青等人又打出“批林批孔”的招牌,似乎只有把死于2000多年前的孔丘拉出来批一通,才能将死于2年多以前的林彪一伙“批深批透”。这一弥天大谎,恰恰是“四人帮”自己把它揭破的。
1月25日,在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自居,颐指气使,动辄训人,无限上纲,置到会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他们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要批判所谓“走后门”问题,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企图利用群众对“走后门”的不满,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整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而“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正是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才“解放”并使用了许多老干部。因此,“四人帮”一伙的矛头,最终是对准周恩来的。
就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人还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他们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大量写信、送“材料”,还勒令《解放军报》停刊数月,在军内大搞“放火烧荒”;他们围剿《三上桃峰》等剧目,批所谓“黑画”,批纪录片《中国》,以“回击文艺黑线复辟”;
他们一手制造了“马振抚公社中学逼死女生”、“黄帅驳‘王亚卓’”、“北京永乐中学学生被逼跳楼”等事件,以“证实”“教育黑线回潮”;
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所谓“蜗牛事件”,以“证明”国务院领导人批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等等。
所有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无怪乎当时便有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说法,而江青等人更仿佛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