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而庐山会议的事实表明，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了，特别是过去有些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这应该说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个重要表现。

　　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不论对彭德怀同志(及其他被批判的同志)还是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都是一场悲剧。人们或许可以这样想，假如毛主席当时接受彭德怀同志信中的意见，或者对彭德怀同志的信“参考”“参考”就算了；假如彭德怀同志不写这封信，不犯颜直陈，而是缄默不语，情况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很可能不会这样曲折，彭德怀同志本人也自会安然无恙。

　　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悲剧的出现，也是有其必然原因的。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给人们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为新思想、新事物孕育的重要契机。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政策，从此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开了新局面，不正是从庐山会议到十年“文化大革命”这类严重的历史悲剧之中吸取了很多教益吗？人们不也正是由此更加重了对彭德怀同志和刘少奇同志等的追思和怀念吗？我在想，即使庐山会议上没有彭德怀同志的信，党内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也仍然存在，而且全面维护“三面红旗”的意见占主导地位，所以庐山会议也不可能彻底纠“左”。

　　毛主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页)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生命和发展的重要一环。要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实行民主基础上的正确集中，真正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本来是毛主席一贯提倡和主张的。

　　他曾不知多少次地讲过，在党内要畅所欲言，敢于讲真话，领导者要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并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处理党内矛盾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应该说，毛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1935年遵义会议成为党的领袖起一直到建国后50年代前期，在这方面，都是做得好的。然而，在庐山会议上这些优良传统却遭到了破坏。如前所说，彭德怀同志作为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这是完全正常的。按党章规定，这是每一个党员都有的权利。怎么彭德怀同志一写信就成了“下战书”？他的信上明明写着“供参考”，怎么能说他的目的是“争取市场，组织队伍”？这样的政治判断，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毛主席虽然一再表示，“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的身上”，并讲：“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而庐山会议的事实表明，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了，特别是过去有些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这应该说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4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同王任重等同志谈话时，念起明代杨继盛(号椒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并说这是椒山先生名句，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且照此去做。遗憾的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共产党人有了缺点、错误，自己讲出来，作自我批评，诚然可贵，同时也应让别人讲，欢迎别人进行批评，应该有让人“面折其过”的政治雅量。当然，这是需要有很高的党性修养的，要做到、做得好是很不容易的，要始终坚持做到、做得好就更不容易了。毛主席的党性原则、党性修养不可谓不高，大家对此都是景仰不已的。何以到了庐山会议上，却未能实践“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究竟还有些什么思想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大家还可继续研究。

　　毛主席历来提倡尊重实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在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这方面也是躬自力行，实践得好的，为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榜样。直到50年代末，他还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比如，据周谷城同志回忆，当时有一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他和毛主席进行交谈中，毛主席谈到西汉的赵充国时说：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边疆实行屯田，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分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又比如，1958年4月27日，毛主席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建议他读一读《汉书·贾谊传》，并说：贾谊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读”。贾谊给汉文帝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它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出一些谋策，虽措词激烈，但切中时弊，毛主席称它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足见他是很赞赏贾谊的居安思危、痛陈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的。毛主席称颂赵充国“能坚持真理”，称颂贾谊的上书为“切中当时事理”的“最好政论”，是对的，很有道理的，确属真知卓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几乎就在他赞扬这些古人，推崇他们上书的同时，当彭德怀同志把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和流弊写成信件，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居安思危的忧虑和意见，送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却没有称赞彭德怀同志“能坚持真理”，像看待赵充国那样，也没有称赞他的“上书”是“切中当时事理”的“政论”，像看待贾谊的上书那样，反而把彭德怀同志的信看成是“反党的意见书”，并给他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帽子。

　　毛主席评古人的话和评彭德怀的信两相比较，反差何以如此之大，这中间是何缘故？大家也还可以继续研究。不能说毛主席不重视不坚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据我了解，他是很注意这方面的修养的。我觉得，不能光从毛主席个人的思想、作风、性格等方面去寻找原因，更重要的是要从我们党的成长经历、党内制度、党内生活的整体来加以历史的探索和研究。下面紧接着我就要谈到应该从庐山会议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的问题。在处理彭德怀同志信件的问题上，毛主席和我们党虽然犯了严重错误，这种历史的遗憾是无法挽回了，但是毛主席所倡导的贾谊、赵充国的居安思危、直陈时弊、坚持真理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应该始终成为全党同志的重要工作原则和战斗风格。

　　如果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中，能尊重实际、居安思危的人多了，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人多了，那么实事求是在党内就必定蔚然成风，我们在前进中发生的问题和弊端就愈能及时发现，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就愈能充分实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和党内矛盾、斗争的正确解决就愈有保证。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力可以做到的，但历史的经验和未来的使命，要求我们必须朝着这样的目标进行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