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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谈5·16通知:让开会讨论 可标点都不改--国家史册
核心提示: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作者:黄峥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0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党史专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月19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