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文革十年，您最痛苦的是什么？

　　彭珮云：最痛苦的，就是十年没有工作。在那十年里什么苦都吃过了，经历过那样一种磨炼，什么苦什么困难都不怕了。以后遇到一些困难、一些压力，就会想，所有这些跟文化大革命相比，能算得了什么呢？

　　马国川：恢复工作后，您主要做什么？

　　彭珮云：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国家科委工作过一段时间，1979年到教育部任政策研究室主任，1982年起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改为国家教委后，我是国家教委副主任。一直到1988年组织上调我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前，我一直做教育工作。

　　马国川：要调您到国家计生委工作，您有什么想法？

　　彭珮云：因为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主要是高等教育工作，对计划生育工作不了解，对农村不熟悉，因此感到难以胜任，同时也有些舍不得离开原来的岗位，觉得有许多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我曾向中央请求不要调动我的工作。后来宋平找我谈了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只能服从调动，并且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

　　马国川：那一年您已经59岁了，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可以说是半路出家啊。

　　彭珮云：我真的是半路出家，所以，我要从头学起。

　　严峻的人口形势

　　马国川：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彭珮云：1981年3月6日成立。

　　马国川：国家计生委的第一任主任是陈慕华，后来是钱信忠、王伟，您是第四任。在您刚刚接任主任时，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现状如何？

　　彭珮云：我是1988年初到计生委的，这时正处在建国以来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88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2237，自然增长率为1573，全国总人口一年净增一千七百多万。

　　马国川：人口形势很严峻，计划生育工作也难做，难怪那个时候大家都说，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

　　彭珮云：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社会上包括计划生育系统内部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无论城乡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有些人主张只要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还是允许生两个孩子好。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既存在简单化、强迫命令的现象，也有一些地方工作抓得不紧，甚至放任自流。我到黑龙江、辽宁做了调查。他们认真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工作力度大，人口控制得比较好。调查的结论是，如果能够统一认识，稳定政策，抓紧工作还是可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1988年3月，我代表国家计生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了当时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中央重申了现行生育政策，这就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育第二胎；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马国川：国外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说成是一孩政策，看来这是一种误解。从中央政策看，我国的生育政策并不是一刀切、全国实行统一的政策。

　　彭珮云：不是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农村只生一个孩子的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四川的部分地方。约有17个省、区、市允许第一个生女孩的夫妇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云南、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少数民族一般可生两个孩子。西藏对农牧民没有限制。实行这样的政策是考虑到，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还比较低，家庭还是生产单位，一个农户只有一个女孩，在生产和生活上确有实际困难。允许农村生了一个女孩的家庭有计划地生育第二胎，将使计划生育政策更能行得通。当时实行这一政策，既体现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要求，又考虑到农村和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有所照顾，是符合我国现实的。在以后的十年中，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始终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