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叫做“对事不对人”。但在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就在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给到会人员。写信的人名叫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在信里反映了许多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

　　毛泽东在《评论》的开头写道：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等。毛泽东称写信人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无得”论者。

　　评论》的后半部分，着重谈的是庐山会议形势。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大，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大了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了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的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毛泽东最后写道：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

　　毛泽东的“划清界线。不仅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对会议起了加温的作用，使批评的调子再度升高。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上，有人发言开始涉及到他写信的动机和出发点，说“不管彭德怀写信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向总路线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