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关于军械性武斗的问题，指的是使用枪炮。除了刚才说的上海人文化历史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在文革一开始，上海警备区有一个命令，所有的单位民兵的枪支全部封存全部收缴；再有一点，上海在文革期间也有派别冲突，但是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一统天下，他们主宰着局面，没有势均力敌的两派，相对来说稳定。虽然也有武斗打死人，但是用棍棒长矛，而不是动枪动炮。

　　而北京不一样，1966年9月30日的统计，当天，北京发生的红卫兵殴打致死的人1772人，上海被打致死的11个人，其中三个人还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这反映两个城市的区别。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之后对于那些谈恋爱的年轻人也很看不惯，也经常进行揪斗？而且，按照你的统计，上海文革十年间的结婚率仍然是一条正常曲线？

　　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就看不惯上海小青年谈恋爱那种资产阶级的香风邪气。晚上开车到黄浦江边、到和平电影院等晚场电影散场，抓到那些拉着手的小青年就打。虽然这样，十年文革期间，上海的结婚率统计大致还是一条正常的曲线，这说明在文革严酷的环境中，人们还是努力营造生活，这算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但是离婚率又是一组非常残酷的数字，十年间上海只有6489对离婚，平均每天不到两对。这绝不是说文革期间有冰清玉洁的革命情感，而是当时宣传离婚意味着生活腐朽，人们也担心离婚连累儿女。而那些离婚的很多都是因为社会政治原因而非感情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革命的状况造成了强烈的情感压抑，这些压力会寻找出口，革命的口号对这些也是震慑不住的吧？

　　金大陆：文革中很多人往纯洁方面去靠拢。反过来，压强多大，反弹也就多大。这个反弹是非常扭曲的反弹。1966年，红卫兵动不动就剪掉一些人的头发、衣服，当时都认为是纯洁、赤诚的行为。可是半年不到，流氓阿飞就上街了。各种服装、发型都出来了。还有北京叫拍婆子，上海叫搓拉三，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泛滥了。这个是一种反弹，对性压抑的强烈的放大。这种人也被打击的，但是会顽强地表现。1974到1976年团市委在上海太阳下山后在外滩、人民广场、淮海路都设点观测的，看裙子长短、穿泡泡纱的有多少。

　　虽然当时没有公开的卖淫场所，但是上海的女青年跟海员，发生性买卖关系的也不少。电影院门口有一阵查女孩裙子里穿不穿内裤，就是因为有地下卖淫。到后来压抑到极点就总爆发了。有两个标志事件是：1972年的国庆节期间1号和3号发生的事，一个在外滩，一个新华电影院门口。流氓围着漂亮女孩子嬉笑、调戏，最后一人一把把女孩的衣服全剥光，几百人围观。之后很快查清楚首犯枪毙了。但是从1973年到1976年，这样的事年年发生。

　　研究文革，应该从史料出发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些人开始怀念文革，因为他们觉得文革期间没有腐败，贪官都被批斗没有人敢贪污。但是你的统计却表明文革中处处仍有腐败。

　　金大陆：当时想拥有毛主席像章的人都赤胆忠心的，他们交换或拿钱去买。他们怎么知道会有那么多倒卖、地下生产像章的。有的人赚钱把自己家的房子都造起来了，有的是坐飞机倒卖。有人做铝锭、有人做冲床、有抛光的、有买卖的，这是个地下生产链。当时集邮票集糖纸全部全封掉了，收藏的理念全部集中到像章了。当时的像章有多少就卖多少，这里面就有很多漏洞可寻。

　　上海还有地下报刊。利用革命需要和自己单位的方便，印地下报纸。永安公司到美术馆，500米路，每天街道两旁都是叫卖声。各种报纸2分一张或3分一张。有人就去买十张报纸，回家剪贴，拼成四版变成新的一张报纸。上海的印刷管理很严，他们就买了白报纸，到江苏宜兴和无锡的乡镇印刷点，印几千上万份。杭州、南京的当时就批发，再到上海来，2分3分再卖掉，雇佣一百多个小学生做报童。这样弄一份报纸可以赚三四百块钱。

　　那些在菜市场工作的人也利用职权贪污，虹口区中山北路菜场揭发的一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达到好几万元。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学术界对于文革研究的分歧也逐渐开始明朗，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如何确定你的研究角度？

　　金大陆：中国现在搞经济建设。我觉得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都逐步解决了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它的历史问题，该承担的会承担、该解释的会解释，孙辈为爷爷背这么大的历史包袱没有必要。现在文革研究出现种种倾向，有文革浩劫论、文革灾难论……海外的研究有人提出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等等。种种论述是要往两个极端拉。一个是“集体犯罪说”，还有一个是随着现实的变化，有人对文革有很多怀念——一些老干部和下岗的工人，他们认为现在贪污腐败的贪官，要是有文革老早被揪出来斗死了，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西方的理论界呢，也有人认为文革是人类反腐一个很终极的探讨。

　　我一直非常强调的是史料为本，学术至上。今天的文革研究者，有的为自己辩护，有的倾注自己的情感。我肯定也有感情，但我不是派性派别的。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作为一个学者，做这个事情，就应该从史料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