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徐文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秋收起义、历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始终保持了老红军、老八路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的光荣传统。战争年代，翁徐文经管过很多钱、财，他认为这都是党的财产，自己是在为党管钱。在无严格监督的情况下，他尽管“长袖善舞”，却依然“两袖清风”。他在战争中管理公家的财产很仔细认真，金钱来往均由会计、出纳管理，而且都有经手人和证明人，特别是事关钱财，怕有非议，十分小心，事过十多年以后，战争年代的重要收据和来往账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其中有一张签名盖章的重要收据，是翁派人将74根金条（每根10两，共740两）送交上级主管部门时经收人写的。还有因财产移交问题，李富春给翁徐文的回电稿，以及1949年9月，湖南省财委收点黄金等给经手人写的收据，写具“陈烨同志交来黄金867两、银元2133元。经手人王之庆，引证人翁徐文”。这在当时来说，手续已经算是很完备和清楚了。

　　翁徐文保留的重要收据和账目，为澄清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提出的所谓“黄金案”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物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一书中称赞：“翁徐文为人十分老实，从不谋私，又十分谨慎。他为革命队伍经管钱、财，兢兢业业，手续、账目都很清楚完整。钱上交以后，他仍保存着账目、收据。……我由此得以解脱被诬陷的罪名，这真得感谢翁徐文的谨慎作风。”

　　与此同时，原押送黄金的西满军区供给部警卫班长（时任湖南省嘉禾县税务局长）张正鸿，提供了1947年冬为东北银行押送黄金的详细经过，并得到同去的付景毅（翁徐文的秘书）、周利（会计）等证实无误，也为澄清此案提供了重要人证。

　　此案先后经过四年的一再审查，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1963年9月，中央工作组再次来湖南，调查核实黄克诚“黄金案”的问题，开了三次调查会，找翁徐文、付景毅、张正鸿、周利等进行调查，中央工作组在会上宣布，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和核对账目，问题基本搞清。

　　1963年12月26日中央工作组关于黄克诚经济摊子问题调查第6号简报指出：“翁徐文同志较为诚实，愿意来京核实对证问题，他始终坚持原来的说法，离开账本就不轻易讲话。”

　　但在当年“左”的思想指导下，案件审查常常服从于某种政治的需要，已经清楚的问题仍无端怀疑；应该做出结论的问题拖着不做结论。致使一些无辜的同志蒙受莫名的罪名，受到压制、打击，甚至摧残。

　　翁徐文因涉及此案，1960年省党代会换届改选时，省委委员的预选名单上没有了他的名字，长沙市的代表提出意见，省委一位主要负责人解释说，翁因涉及黄克诚“黄金案”经济上不清楚，政治上也不清楚。从此，有些应该他参加的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可以看的文件也不给看了。工作也不作具体安排，基本上被闲置在家里。“文革”中早已查清的所谓“黄金案”被公开到社会上，翁徐文被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死党，黄克诚的“黑干将”，遭受抄家、挂牌子、批斗、罚跪等人身侮辱，后来又被关进了“牛棚”。原新四军三师供给部警卫班长张正鸿，因押送过黄金，也受到牵连，把他的县委委员、局长撤了，下放到嘉禾县畜牧良种场劳动改造。“文革”中把他当作“彭、黄、张、周”的死党，遭到了抄家、揪斗、挨打、挂牌游街等许多非人待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才使此案彻底澄清，翁徐文恢复了名誉，出任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

　　1979年7月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翁徐文等同志受“黄金案”牵连问题的结论：“一九五九年中央审查黄克诚同志的问题时，对所谓‘黄克诚同志把持经济摊子’，即所谓黄克诚同志贪污黄金问题立案进行审查。一九六三年黄克诚同志专案组曾对西满军区供给部炼、交黄金问题及其他经济问题找翁徐文、付景毅、张正鸿、周利等同志进行调查，当时翁徐文同志对经济摊子问题和炼、交黄金问题向组织上讲清楚了，黄克诚同志专案组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和核对账目，证明翁徐文同志讲的情况是实事求是的，证明黄克诚同志没有贪污问题，翁徐文同志所负责的经济账目是清楚的，没有贪污问题。特此结论证明。凡因所谓‘黄金案’受牵连的同志都应予以纠正，恢复名誉。”

　　至此，长达20年之久的所谓“黄金案”终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