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后来，传出林聿时对他的心腹之人传授的“政治斗争三原则”：“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谣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三、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

　　本文来源：人民网 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作者：孟祥才，原题：《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

　　谈及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是三个绕不过去的人物。1966～1967年，我同他们有些接触，记之如下。

　　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这三个人的大名，我读大学时就知道了。因为当时我对思想史和哲学史比较感兴趣，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口气大而霸气足，其中批判冯友兰的文章“量多而质高”。后来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告诉我，冯友兰在给他们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关锋、林聿时合著的《庄子内篇的今译和诠释》曾是我读《庄子》的入门书，我一口气读过两遍。

　　1966年3月至6月我被借调到《红旗》杂志工作时，关锋是该杂志的哲学史组组长。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食堂吃中饭，一个《红旗》杂志的工作人员，指着一个瘦小且有点驼背的中年人对我说：“认识他吗？他就是关锋。”我立即站住，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走进另一个餐厅。——在当时的中宣部机关食堂，司局级以上干部与其他干部的餐厅是分开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大人物。以后在中宣部大院还碰见过他两三次，但没有机会说话。在此期间，我读到他写的《论雷锋世界观的形成》和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被其高屋建瓴的气势和严密的逻辑力量所折服。

　　1966年7月17日下午，关锋和戚本禹等代表中央文革到学部，与时任学部工作组长的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我被召去，近距离地看到了关锋：他身材瘦小，面带病容，留着小平头，头发短到与光头差不多。架一副深度近视镜，由于吸烟太多，牙齿都熏得有点发黑了。但讲话声音洪亮，斩钉截铁，透出不容置疑的气势。当晚，他在历史所小礼堂主持了全所工作人员和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学部工作组领导参加的会议，当场宣读了陈伯达的三点指示：一、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二、立即释放一切被关被斗的群众；三、切断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接着讲了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要求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思想和行动上转过来，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

　　此后，我还在几次群众大会上，远远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关锋。从1966年5月至1967年7月，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徐向前）、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经历了他一生红得发紫的意气昂昂、飞扬跋扈的岁月。

　　1967年5、6月份，王力、关锋、戚本禹几个人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前台人物，四处插手，今天封这一派为“革命左派”，明天宣布那个人代表“革命大方向”，支一派、压一派，搅得不少地方和单位派仗连连、武斗不断。他们的丑恶行径在群众中引起越来越大的反感。有些群众组织就贴出大字报、大标语，要把他们作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揪出来批倒批臭。他们可能也感到了逼近自身的危险。1967年7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在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教育楼小礼堂召开北京市一些单位造反派代表人物参加的会议。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都出席了。我坐在会场的中间，基本能看清他们几个人的面部表情。我发现关锋有点精神委顿，面色蜡黄。他讲话时也没有了昔日的霸气，不是鼓励人们如何同“走资派”进行斗争，而是批评“怀疑一切”的倾向。他说：“有些造反派，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老觉着不过瘾，老想抓大的，看谁都有问题。这种怀疑一切的倾向是不对的。”戚本禹发言时，就直接提到有人反关锋的问题，他指着关锋说：“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对关锋。我今天给他讲讲情，你看关锋这么瘦，你们反他干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关锋。到8月份，他就同王力、穆欣、赵易亚、林杰一起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