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他们在抄家中无一幸免。其中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辆解放牌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3卡车。据说，这家人是历史罕见的京城显族，其祖上仅在明、清两代就均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高官。远的不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而未受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这也成了彭真文革中一大罪状)。在其家中曾抄出三眼顶戴花翎和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周总理1958年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古董以支持国家博物馆事业，还特别提到有关中印边界地图等资料。事后多年，当我和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他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这个系统的家族史料遗存在文革中被破坏了，实在太可惜了，否则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和有价值的文物。

　　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意外会面

　　经过半年多艰苦奋战，到1967年春末夏初，筹备工作总算有了点模样。但展览中有些重大问题却久久争执不下，仍然难以定论。况且。这个触动文革政治神经的大型展览，毕竟触及到国内外特别是兄弟党之间方方面面的尖端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要想公开展出，非要请“最高权威”过目并拍板定案不可。在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领导同志一再请求下，突然传来一个惊天动地的特大“喜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将要集体接见“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帮助解答有关问题。

　　那天下午，我们按要求提前吃过晚饭就在展览大厅整齐列队集合，耐心等待。晚上7点多钟，终于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等来了，只见陈伯达带队。江青、张春桥、康生、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齐走进会客大厅。与此同时。闻名全国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一批首都红卫兵领军人物也一齐到达，等待接见。

　　但当时领导宣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只能在此逗留一个小时，并宣布规定：首长只在会客厅内直接接见展览会主要领导成员(各馆只能有两名“馆长”参加)和上述几个红卫兵“头头”，其他人员一律在大厅原地“迎候首长检阅”。在我认为无权进入主会客厅的时候，馆领导突然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做好直接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见面的准备。这使我颇感意外，我连忙挤到前列，进入了警卫森严的会客大厅。

　　原来，我所在的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馆，在布展中是遇到“尖端”问题最多的一个馆，而且许多问题都涉及到我党与兄弟党之间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这在当时许多重要领导都“靠边站”、很难找到主要领导敢于正面解答且保密性极强的情况下。是极难得的一次“请示”机会。恰巧那天晚上，我们第四馆主管业务的红卫兵小将因从未接触过如此重大场面，高度紧张，转瞬之间竟把该问的问题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急得直跺脚，还掉下了眼泪，这才给我创造了一个难得的见面“机会”。

　　进入会客大厅，只见一片灯火辉煌，在新闻电影制片人员耀眼的强光灯照耀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们个个脸上泛着罕见的红光，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颐指气使，与到场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馆领导侃侃而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首长们”保健极为出色，个个容光焕发，面色红润，神采奕奕，除康生之外，几乎每位“首长”脸上连一条皱纹都见不到。即使是康生也是一副“童颜鹤发”的神态。特别是最后进来的江青，时年已近60岁，但红光满面，脸上找不到一条皱纹。为验证我的视力，我当时特地把到场的、血气方刚的、经常游泳的红卫兵小将与“首长”面色作了近距离对比，可以说没有一个红卫兵的脸色能与“首长们”相比的。

　　我赶紧主动向江青提出有关展览中十分敏感的涉外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兄弟党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问题。据有关方面提供的“内部消息”，当时在报纸宣传与我党关系亲密无间如越南等“同志加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就对文革始终不公开表态。如果展览一点不反映。与报纸宣传反差太大，担心观众会引起疑问；其次是当时《参考消息》上刊登过一些照片，反映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荷兰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少数“红卫兵”，他们也手拿“小红书”，戴着与我们相同的红色臂章，有的还声称要“造反”。对这方面问题不知如何处理。

　　江青虽然身居高位，但显然也不敢对此随意表态，只哼哼哈哈地吹了几句牛，说：“是啊，我们的红卫兵运动是了不起啊，各国反动派都害怕呀……”并说了些文不对题的原则话，最后见实在推脱不了，只好推说：“你们去找康生同志吧，康老是这方面的专家。”康生也没有当场回答我的具体问题，只原则地说：“你们可以找中联部的同志嘛，请他们帮助解答。他们有责任解答这方面的问题。”尽管有关随行人员一再催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接见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大大超出了原来的安排。

　　深夜，当我们将上述情况和康生的“指示”电话通知中联部有关同志后，他们立即回电话，让我们立即再次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指示逐字逐句转达给他们，并立即召开了部长联席会议。一再嘱咐我们，第二天一早一定带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接见时的所作指示的原始记录文字材料去中联部，共同研究如何落实首长指示。我只好又熬了好几个小时，整理记录文字。

　　“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出了将近两年，于1969年初宣告结束，我是从始至终的参加者之一。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参加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展览会。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