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用“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是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相关联的，是和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任务相关联的。也有人讲，50年方针不变的制定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有些外国朋友到北京提了出来：为什么香港现行的制度50年不变？有什么根据没有？小平同志说：这也是有根据的，它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感情冲动，不是玩弄谈判的手法。小平同志说：中国现在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在两个10年内，即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这只能算是我们雄心壮志的第一个目标。中国真正发展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30年到50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50年里中国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讲“50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它不只是为了安定、笼络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密切关联。至于50年之后怎么样了？小平同志又说：前50年里不能变，后50年里不需要变。他这样的讲法，就把香港的50年不变和我国的发展战略关联解释清楚了。在当时，我们吸收外资60%以上是经过香港这一渠道进入大陆的。我们的转口贸易有2/3是通过香港出口的。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和我们对香港实行的方针政策，香港在1997年后很长时间内会成为我们对外吸引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重要窗口和渠道。也就是刚才讲的在收回主权的前提下，可以继续收到充分利用的效果。这是香港的经济能够成为我们内地广大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也就是为下个世纪，使我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做出贡献。那么，50年以后怎么办？小平讲过，50年以后中国已经比较发展了，到那时候我们还能小里小气地处理香港问题吗？

　　后面还要讲到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小平同志对“一国两制”构想的全面阐述，更体现了他的辩证思维。

　　1982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总方案拍了板。概括地说，当时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就是：“必须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区和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按照小平当时的话讲：“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架里面做。”他还说：“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做出新的考虑。”他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

　　这说明，中央从一开始对解决香港问题就做了两手准备。文的一手如果不行，就得采取武的一手。根据当时中央的分析，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将是一场复杂的长期的斗争，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结果，但从整个形势考虑和分析，经过努力，最终达成一项符合中国立场和方针的解决办法，还是有可能的。其后，几经修改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也经中央原则批准。在英国方面，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英方在双方会谈开始之前，也做了一番准备工作，研究了与中方立场截然相反的对策。当时，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从阿根廷手中夺过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柯利达（Percy Cradock）在他的回忆录《在华经历》（Experiences of China）一书中说：“她（编著者案：撒切尔夫人）是摆开一种好斗的和不合作的（combative and uncooperative）姿态来处理香港问题的。她刚刚取得了福克兰群岛（编著者案：即马尔维纳斯群岛，下同）的经验，自认为在处理这件事（编著者案：指马岛战争）的过程中，正是依靠她自己的坚强意志和英军的英勇战斗，才‘拯救’了因英国外交部的短见和屈从于外来压力而造成的困难局面，而香港从表面上看同福克兰群岛又具有某些相似之处；英国的另一处远方的殖民地又受到了威胁，英国根据法律和条约所享有的权利至少在香港的一部分领土上仍然有效，我们的外交官员又在鼓吹过早的投降？？”但是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毕竟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

　　虽然我们这个“一国两制”已经充分照顾到英国的利益，但并不是我们某些人设想的那样，他们就欣然接受了“一国两制”。相反的，撒切尔夫人开头并不想把香港交还给我们，她曾考虑过搞国际共管，考虑搞全民公决，搞第二个新加坡，就是“独立”，甚至考虑过在军事上跟我们对抗。

　　香港问题的正式谈判是从1982年开始的。从小平同志在当年9月与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谈为标志，到1984年9月双方达成协议，12月撒切尔正式签字，实际上谈了整整两年。开头8轮谈判的中方团长是姚广，我在幕后。

　　谈判之初，英国人是不打算交还香港的，不愿意丧失他们的天堂。在谈判过程中，我几次同英国谈判团团长讲，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问题解决后，将来英国在香港的利益我们还是给予保护的。他们当时唱高调：“英国有什么利益？英国在香港毫无利益。”撒切尔夫人甚至声称：“英国从来没有从香港拿走一个便士。”她说：“我完全是为香港人谋福利。”这当然是自欺欺人之谈，哪里有这样的事！到了1995年，梅杰首相才讲了真话：“英国在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直接投资在900亿至1000亿英镑之间。”我们给他算了一笔帐，仅从投资的这一项，英国每年从香港就可以拿走1000亿港元，也就是1000多亿人民币了。我看了一本英国人写的书，书中说二战后有一任港督当时就筹划着怎样使香港将来不交还给中国。他花了很多力气，找了很多资料，请一些专家研究各种方案，核心是如何把新界1997年的租期延长，最好是永久租借。后来英国的谋士们还是觉得不行，行不通。在谈判之前，英国人的底盘是最好使香港独立，不交还给中国。这不是我空口说白话，有书为证，这本书就是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The Downing Street Years）。书中有一段写到撒切尔夫人曾考虑：“开始在香港发展民主构架，必要时实现公民投票，以便像新加坡那样，达到在短期内实现自治或独立的目标。”这段话也在无意中暴露了后来英国人突然要“在香港发展民主构架”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说明在他们心目中也很清楚，要突击搞“民主”不过是手段，搞“港独”才是目的。柯利达（Percy Cradock）在他的回忆录《在华经历》（Experiences of China）中说：“她（编著者案：撒切尔夫人）的方式，是带有以法律甚至是军事力量为基础来解决问题的倾向。新界的租约无疑会在1997年到期。难道我们真的不可以守住香港岛被割让的土地和九龙半岛的最南端吗？军队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真的无法防御吗？难道不能让联合国也来插手吗？在1997年之后，真的不可以有共同管制了么？如果中国人以不平等为由解除了一些条约，怎么能保证他们会遵守其他协议？等等。解决问题的观念是建立在如果不是完全排除对中国主权做出一些让步的基础之上，也只能是我们应坚守的各道防线逐一被突破之后，将主权问题作为最后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