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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年柯庆施领导的上海哪个部门坚持拒绝划右派?--中国年鉴
核心提示:1957年反右派中,徐平羽作为主管上海外事口(包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即后来的市外办、市外事处、市对外友协、市专家工作处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在对外事口干部定性上报时,力排众议,坚持外事口干部中没有右派,不划右派。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 作者:沈德汉 原题为:徐平羽在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
徐平羽同志去世十多年了。
30年代,徐平羽在上海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抗战中去新四军,50年代在上海任市府秘书长。1955年反胡风,在整理的胡风材料中提到白丁,见报时先注“白丁,即徐平羽同志”,不久成书出版,改为“白丁,即徐平羽”,去掉了“同志”二字。徐平羽因胡风案牵连受审查一年多,1959年以后在上海任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后调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迫害致残,1989年去世。徐平羽去世后,上海文化界纷纷写文章悼念,称他平生豁达大度、有胆有识、尊重知识分子,爱护干部。
但是,这里我要写的,是徐平羽一件迄今为止不为大家所知,又决不应当被湮没的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就是,1957年反右派中,徐平羽作为主管上海外事口(包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即后来的市外办、市外事处、市对外友协、市专家工作处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在对外事口干部定性上报时,力排众议,坚持外事口干部中没有右派,不划右派。
由于徐平羽的坚持,市委黄庆熙同志表示,“尊重徐平羽同志的意见”,因而,上海外事口未划右派。这在“浊浪排空,惊涛裂岸”的反右派运动中,特别是在以“左”闻名全国的柯庆施领导下的上海,徐平羽这样干,需要有多大的胆识和勇气,是可以想象的。特别是他刚因胡风案被审查回来,就顶住压力,敢于这样做,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黄庆熙同志这样做,也是很不容易的。
徐平羽在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保护了一批干部,这不仅在上海是绝无仅有的,恐怕在全国范围也是罕见的。这是大好事、这是奇迹,不应当被湮没、被遗忘。我们亲身经历过反右的人,对反右是不会忘记的。事实上,在上海外事口,也跟其他部门一样进行了反右,给一批干部定了性,只是由于徐平羽的坚持,才未划右派。而原来属于外事口的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此时已划归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就划了不少右派。
当年在外事口直接参与此事全过程的龚炳孙同志(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已经去世三年了。去世前曾跟我说,要我有机会写出来,来纪念徐平羽同志的功德,不使湮没,特写如上。
延伸阅读:戎马天下的徐平羽 摘自上海证券报
徐平羽,1909年9月生于江苏高邮,原名王元健,又名白丁,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他在军政界的名号要响亮得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左联。
1936年后担任过新四军服务团副团长、苏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黄河大队政委,第三野战军随营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等,也算是戎马半生。解放后,他又在各处文化部门任职,历任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南京博物院院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就连文革中被批斗,也是因为”包庇”所谓牛鬼蛇神的黑画。
他的收藏几乎是伴随着解放战争的步伐一同前进的。1946年,时任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的徐平羽正式开始购藏书画作品。从那时起直至1966年”文革”的20年间,他以自己的全部收入投入其中,生活开支则全靠夫人的薪金,甚至将夫人过年为儿子做衣服的布票买布做了画套,痴迷程度可见一斑。
徐平羽的书斋名为”玉莲斋”,又名”清箱书屋”,收藏了许多精品佳作。书斋中自明代、清代至现代的诸多大家都有所涉及,像吴门的祝枝山、文征明、唐伯虎、邵弥,昆山的夏昶,山阴的徐渭,华亭的董其昌,清初的四大名僧,黄山的梅清,娄东的王原祁,到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等等。
最主要的是”扬州八怪”,或多或少有些收藏同乡作品的情感因素,也标示着他的审美取向。现代画家则大多与他有交往,如黄宾虹、吴湖帆、傅抱石、贺天健、谢稚柳、吴作人、黄胄、程十发等,大概也是他解放后从事文化领域工作的关系,很多藏品都题有上款。在北京荣宝2006秋拍《玉莲斋藏画》专场中,傅抱石的《西风吹下红雨来》,就有作者的长题,记述了他们十载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