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要整体返回台湾，作为“少年团”的成员之一，朱晓枫也跟随大家一起去了台湾。“当时我也没有自己的打算，因为没法联系我妈妈，所以就跟着大家走了，反正到哪儿都一样，我从小就习惯了远离家人的漂泊生活。”

　　分多聚少 母亲把女儿送到解放区

　　与“少年团”的台湾同学们生活6年，朱晓枫说她已经成了大半个台湾人，她可以熟练讲闽南话和普通话，所以到了台湾并没有感觉到水土不服、语言沟通障碍等不便。这期间，朱晓枫住在了母亲的朋友李友邦家里，一住就是半年。“当时国民党刚到台湾，正要收拾日本人留下的残局，急需招聘一部分人做老师。我的同学都开始自谋职业，教师职业一度非常抢手，可我却一直没事情做。”因为，朱晓枫知道她不会在台湾久留，母亲朱枫和李友邦为她在大陆积极安排工作。几个月后，朱晓枫顺利搭乘飞机返回了大陆。

　　“我直接来到了上海，我妈妈当时在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做总会计师。”朱晓枫认为，在上海的几个月，是她们母女俩最快乐的时光，朱晓枫最真切地感受到了与母亲在一起的天伦之乐。“那算是简单的快乐，虽然是母女，可直到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对方，知道大家所从事的到底是什么事业，明白她有着怎样的政治信仰和精神追求。”

　　母亲去贸易公司上班时，朱晓枫也会跟着去公司的楼下学习打字，中午饭母女俩一起吃，到了晚上再一起回家，遇到母亲加班，她就会一直等着。空闲时，朱晓枫会跟母亲出去逛法国公园，一起参加母亲的朋友聚会，那段日子的幸福和开心是让她永生难忘的记忆。

　　“我知道她是地下党，在公司做事也不过是掩护，但是这种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妈妈虽然没有交代我不能说出去，但我自己心里有数。”朱晓枫说。有一次，朱晓枫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位当年“少年团”的指导员，就把指导员带回了家。“我妈妈后来跟我说：以后不要随便把不太熟悉的人带回家。我就明白了，家里应该是秘密场所，不能随便暴露。”

　　其实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朱枫一直在为女儿去解放区寻找机会。1946年6月，朱晓枫被母亲送到上海的吴淞口，然后从这里辗转到苏北的淮阴。“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其实就成了我和妈妈的永别，因为从那之后，我和妈妈就再也没见过面了。”朱晓枫说。

　　刚到解放区没多久，国共内战开始，朱晓枫彻底与母亲断了联系，后来她所有的有关母亲的信息，都是间接从他人口中获知。

　　在解放区，朱晓枫进入到建设大学读书，组织上在听了朱晓枫的个人情况汇报后，让她重新入党。“1947年，正好华东医科大学来我们学校招生，学校开始动员我们班里的同学去学医。”朱晓枫说，其实她不想学医，她想学习文科，可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弃文从医”成为华东医科大学的首批学生。1949年9月，朱晓枫这批同学在开国大典之前毕业，随后被分配到南京的华东军区卫生部，开始从事传染病、流行病防治方面的相关工作。

　　牺牲60年后 母亲终于魂归大陆

　　虽然一直没有母亲朱枫的消息，可朱晓枫心里明白，她母亲一定是在某地秘密做着与党相关的工作。直到1950年，组织上有关领导找到朱晓枫谈话，这才说到母亲朱枫在台湾牺牲的消息，此时距离朱枫被害已经一个多月了。

　　此时的朱晓枫刚满20岁，听到这个消息后她表现得特别平静。“妈妈一直在秘密做着地下党的工作，她做的事都是很危险的。我知道她牺牲之前，就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其中有一根手指头还因为受刑而残疾了。”朱晓枫说，对于母亲的死讯，她完全以平静的心态接受，组织上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纪念活动，她也完全表示理解。正是在这时，她将陈明珍的名字改成了朱晓枫，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

　　“到底她是怎样牺牲的，在哪儿，因为什么，这些具体细节我很想知道，可我不会去问，认为也没必要打听。”60年后，谈起当年的这段经历，朱晓枫已经非常平静，“就算打听到又能怎样？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允许我们去台湾看望的。”朱晓枫说，她与母亲从小就聚少离多，呆在一起最久也就是上海的那三四个月。平时习惯了集体生活的朱晓枫没有表现出撕心裂肺的悲伤，虽然心中极其痛苦，可她知道自己的生活还得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