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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女特工朱枫之女忆:听到母亲牺牲没觉得意外--中国年鉴(3)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要整体返回台湾,作为“少年团”的成员之一,朱晓枫也跟随大家一起去了台湾。“当时我也没有自己的打算,因为没法联系我妈妈,所以就跟着大家走了,反正到哪儿都一样,我从小就习惯了远离家人的漂泊生活。”
分多聚少 母亲把女儿送到解放区
与“少年团”的台湾同学们生活6年,朱晓枫说她已经成了大半个台湾人,她可以熟练讲闽南话和普通话,所以到了台湾并没有感觉到水土不服、语言沟通障碍等不便。这期间,朱晓枫住在了母亲的朋友李友邦家里,一住就是半年。“当时国民党刚到台湾,正要收拾日本人留下的残局,急需招聘一部分人做老师。我的同学都开始自谋职业,教师职业一度非常抢手,可我却一直没事情做。”因为,朱晓枫知道她不会在台湾久留,母亲朱枫和李友邦为她在大陆积极安排工作。几个月后,朱晓枫顺利搭乘飞机返回了大陆。
“我直接来到了上海,我妈妈当时在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做总会计师。”朱晓枫认为,在上海的几个月,是她们母女俩最快乐的时光,朱晓枫最真切地感受到了与母亲在一起的天伦之乐。“那算是简单的快乐,虽然是母女,可直到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对方,知道大家所从事的到底是什么事业,明白她有着怎样的政治信仰和精神追求。”
母亲去贸易公司上班时,朱晓枫也会跟着去公司的楼下学习打字,中午饭母女俩一起吃,到了晚上再一起回家,遇到母亲加班,她就会一直等着。空闲时,朱晓枫会跟母亲出去逛法国公园,一起参加母亲的朋友聚会,那段日子的幸福和开心是让她永生难忘的记忆。
“我知道她是地下党,在公司做事也不过是掩护,但是这种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妈妈虽然没有交代我不能说出去,但我自己心里有数。”朱晓枫说。有一次,朱晓枫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位当年“少年团”的指导员,就把指导员带回了家。“我妈妈后来跟我说:以后不要随便把不太熟悉的人带回家。我就明白了,家里应该是秘密场所,不能随便暴露。”
其实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朱枫一直在为女儿去解放区寻找机会。1946年6月,朱晓枫被母亲送到上海的吴淞口,然后从这里辗转到苏北的淮阴。“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其实就成了我和妈妈的永别,因为从那之后,我和妈妈就再也没见过面了。”朱晓枫说。
刚到解放区没多久,国共内战开始,朱晓枫彻底与母亲断了联系,后来她所有的有关母亲的信息,都是间接从他人口中获知。
在解放区,朱晓枫进入到建设大学读书,组织上在听了朱晓枫的个人情况汇报后,让她重新入党。“1947年,正好华东医科大学来我们学校招生,学校开始动员我们班里的同学去学医。”朱晓枫说,其实她不想学医,她想学习文科,可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弃文从医”成为华东医科大学的首批学生。1949年9月,朱晓枫这批同学在开国大典之前毕业,随后被分配到南京的华东军区卫生部,开始从事传染病、流行病防治方面的相关工作。
牺牲60年后 母亲终于魂归大陆
虽然一直没有母亲朱枫的消息,可朱晓枫心里明白,她母亲一定是在某地秘密做着与党相关的工作。直到1950年,组织上有关领导找到朱晓枫谈话,这才说到母亲朱枫在台湾牺牲的消息,此时距离朱枫被害已经一个多月了。
此时的朱晓枫刚满20岁,听到这个消息后她表现得特别平静。“妈妈一直在秘密做着地下党的工作,她做的事都是很危险的。我知道她牺牲之前,就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其中有一根手指头还因为受刑而残疾了。”朱晓枫说,对于母亲的死讯,她完全以平静的心态接受,组织上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纪念活动,她也完全表示理解。正是在这时,她将陈明珍的名字改成了朱晓枫,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
“到底她是怎样牺牲的,在哪儿,因为什么,这些具体细节我很想知道,可我不会去问,认为也没必要打听。”60年后,谈起当年的这段经历,朱晓枫已经非常平静,“就算打听到又能怎样?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允许我们去台湾看望的。”朱晓枫说,她与母亲从小就聚少离多,呆在一起最久也就是上海的那三四个月。平时习惯了集体生活的朱晓枫没有表现出撕心裂肺的悲伤,虽然心中极其痛苦,可她知道自己的生活还得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