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派秘书周泽甫去南京卖了他在钟鼓楼头条巷2号的房子，得款35000元。周恩来听说李济深经济困难后，要拨款给李济深，被谢绝。

　　“1948年，因为在香港筹办《文汇报》，他卖掉了桂林大屋。“抗美援朝”时，他为国家买飞机，个人捐款占‘民革’捐款的一半。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在父亲去世后就把北京的李公馆退给了国家，而他所收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右二）与李济深（右一）等代表步入会场。

　　藏的数百件珍品也无私捐出。”李筱桐回忆说：“父亲偶尔也在报上发表诗作获得一笔额外的稿费。每当父亲从出版社收到稿费，他就带全家到饭店吃一顿。只有在这时，全家才能享受到一顿好菜、吃顿烤鸭什么的。”

　　李筱桐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父亲说的话都非常重视。比如迁都，一定在北京，不能在哈尔滨。比如保护国画、围棋、佛教，总理都非常重视。”

　　“有一批‘左派’，想把我爸爸打成‘右派’。后来，毛主席说：‘民革’里我只认识李济深。”

　　在“反右”中，“我父亲开会动员大家畅所欲言、提建议，可是这些人都是跟我父亲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使我父亲非常郁闷。由于长期的心情不愉快，才导致了身体的不适”。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父亲在病危的那三天中，周恩来总理天天来探望他。周总理还问李济深在家中书房整理文件道：“李济深的家属安排好了吗孩子们的问题党和国家要负责。”

　　“总理对我们后代的事都是有交代的，在父亲逝世后还是念念不忘。说‘你们都是党的人，是国家的人’。这些都是总理说的。”李筱桐说，我们这些后人都很怀念周总理。

　　但是，李济深在生前经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你们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

　　“我父亲不希望后代从政，他希望我们学技术，投身到祖国建设的第一线中去。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就让李沛文去学农业；他看到国家布料短缺，就让我去学纺织。‘抗美援朝’开始后，他让最小的儿子、我的九哥李沛钤参军上战场。我们家还有学林业、水利的，学成后被派往全国各地，你从我们家孩子所选择的行业，也能看出我父亲心中想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事。”

　　“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２月２日凌晨，当歹徒进入居所行窃时，他进行了严厉斥责和教育，当歹徒持刀行凶时，他虽年过花甲，仍与凶残的罪犯进行英勇搏斗，不幸牺牲。

　　“这个警卫叫张金龙，他偷东西被我哥发现了。那个孩子才十六七岁，长得挺好的，眼睫毛特长，父母离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来没受过表扬，就是擒拿格斗受到表扬，结果都用到我哥身上了，我哥哥63岁，打了40分钟啊，没人发现。”李筱桐流泪说。

　　如今的李筱桐回忆起父亲，最幸福的是与父亲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访谈结束后，李筱桐告诉我们：“父亲的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目标。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