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知青基本上已经处于非常被动的生存状态，而且面临生与死最后的抉择。很多人都已经过了五十岁，有的已经过了六十岁了，所以怀旧就成为了一种品格，怀旧已经不再是一种仅仅的动作，或者一种行为，而成为了一种品德。我对这种怀旧的知青品格始终都是心存着爱恨交加的态度，爱表示尊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怀旧，都有权利追怀自己的青春时代。每一个人也都有权利告诫自己青春已经老去了，没有任何怀旧和追怀的价值，特别是那个充满着血腥的青年时代。但是我并不反对怀旧，我也并不反对各种各样的知青活动。我反对的是说，你究竟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怀旧，你是用批判的忏悔的方式怀旧，还是用一种歌颂的，或者是说站在一个成功者的角度去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说明我现在所有的成功都是因为有那样一段青春的经历，所以才能获得这样的成功。

　　试想如果当年给你一个考北大的的机会，而北大也还是一个正常治校的北大，你读了北大以后出来，到现在在一个正常的时代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人为经历了那十年被耽误、被牺牲、被取代的这样一个经历，然后又花费了加倍的努力，包括时间和生命的成本，然后获取了一个小小的科长或者一个股长，或者一个助理工程师。你想一想看，后者当然也是成功了，但是在一个正常的秩序社会里，你的成功仅仅是这样的成功吗？所以以成功者的这种眼光去看取自己痛苦的经历，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成功的必备资本。如果是这样的视角，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很多很多知青，大部分的知青他们是今天依然生活在底层，而这些知青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常非常有天赋的，他们因为文革、因为知青运动措施了这种天赋的开发，所以他们把本来可以在正常的社会里成为一个优秀的杰出的人，现在只能够成为一个蹲在电线杆底下消磨时日下象棋的人，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大罪错。这使我们不能够同意用那种补偿的方式，或者用那种所谓青春无悔的方式缅怀自己的青春岁月，去重构一场和文革的文艺节目完全没有两质的这样一台晚会，这样的晚会我觉得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我在99年的时候看了那场晚会，我在羊城晚报写了一篇文章，是何龙先生给我命题的文章，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命题，我也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写了这样的文章之后受到很多知青朋友的质疑，觉得我不应该写这样的文章，然后后面还要继续办的一些晚会全部都给夭折了，但是我不能够同意这样的指责，尽管他们这种指责是有百分之二百的理由，他们非常有理由，但是有理由并不等于是正确的。

　　文章的题目是“冷遇与荒芜”，我摘几段给大家念一念，我觉得到今天还是锐利的。“以任何形式走进历史也是我们今天的任务，问题是以怎样的思想与心情去回眸历史，文革和知青运动，他们精明的反人性、反文化的面目，在今天尚未没有被每一个国民，尤其是曾经参与其中的人们认识，并予以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三十年后的歌舞升平已经使人们对那些血腥遗忘的差不多，也使那些始作俑者、既得利益者摇身一变的革命英雄们不再战战兢兢的过日子了。”在八十年代有很多在知青里打砸抢的那些人是生活的很艰难的。“对那段历史的尊重只有批判两个字，缅怀与祭奠的原意不要忘记，就是批判，批判的内容就是人性的忏悔、全民族的忏悔。怀旧是人无法遏制的感情，但怀旧的准则是人的良知，你也许曾经是文革的打砸抢分子、无恶不作的政治流氓、告密者、卖友求荣者，也可能是变色龙，但时过境迁，尽管无人追究，但你尚有良知，你便得为自己的灵魂忏悔。我以复杂宽容的心态记住中国历史进程中这血腥的一页。”我想这就是我的基本态度。

　　当知青文学以批判现实的态度出现时，我率先肯定并框定他们作为文学的时代先声，并始终跟踪着它的进展，以知青运动为主题的中国老三届的经历是一场旷世空前的集体受难，它不是苦难两个字可以囊括的，它是一个灭绝性的法西斯式的人类灾难，物质被破坏可以重建，但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以几代人，乃至几百年的人类倒退与文明的反对作为代价的。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后果，祸及今天的是精神形态和人性形态的全面沦陷，对此愿意面对现实的人们，应该感到痛心疾首，我们今天的很多社会问题，很多社会伦理问题，很多社会的人的关系问题，都和文革、都和知青运动有密切的精神联系，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一个清醒的生活在当下的一个老知青的那种心灵姿态和状态。

　　我在《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里写到，“他们在春天燃烧了自己，在夏天迷离了自己，在秋天重生了自己，在节后的林中空地重拾荒凉，重新播种，与生命的暮丘做最后的拼搏，他们青春已逝，可壮志未酬，但这并不能够成为借口。历史正是无情的告知，他们已经被跨越，牺牲是这一代人的本色，没有别的选择，一味的青春无悔依然是一种虚妄，那不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勇敢的面对过去，承认曾经的错误，即便错误是因被人利用、被政治利用，坦然承担历史的对错，将给自己残酷的后果深刻反思与忏悔。”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理性态度，它会使我们在临死的时候死的比较坦然，而且死的比较不痛苦，一切的假面和虚伪都应该撕去，怀旧是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它不是成为一种行为，而是成为一种品格，这种品格包含了我刚才所说的这样几个层面的内容和观念的判断，乃至价值观的建立。

　　这是知青文化血统，我想说的一些简单表述。刚才说到的第二点，集体流放形成了一代经验的共同性，为什么是知青都可以站到一起，一眼就可以看出你这个人当过知青，你扫地都比别人扫的干净、扫的认真，都把扫地当成你的责任和你的使命来完成，这就是知青。一代人经验的共同性，形成了知青精神一个必不可少的，但是并不值得我们大力去弘扬的这样一种东西。

　　第三是非常年代的红卫兵，知青的革命狂欢。这和扭曲的性的狂欢有什么区别呢？在王小波的小说里用性的方式来表达知青生活的方式，来表达知青对于政治反叛的那样一种方式。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些文学作品里所描述的那一种性的倒错和性的狂欢，包括《色·戒》所描述的那些性的倒错，那些画面，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倒错，是因为精神的倒错、精神的压抑所迸发出来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知青的狂欢实际上也是五六十年代的知青，他们性压抑的一个结果，他们的破四旧，他们对一些美好东西的摧毁，那种置于死地灵魂宣泄，实际上都跟五六十年代清洁如水的性生活被压抑有关系，这种性生活的压抑最终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