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83年12月末，父亲在四川省考察工作，当时重庆是计划单列市。其间，父亲和四川省、重庆市的谭启龙、杨汝岱、王谦、廖伯康和鲁大东等同志有过多次座谈。座谈的内容很广泛。在潘家坪宾馆，父亲问，重庆市现有人口多少？重庆的同志回答得很清楚。父亲又问在重庆市的总人口中，干部多少，教职员工多少，所有吃皇粮的人数有多少？这下难住了重庆的同志。父亲一笑，请他们找本《三国演义》。

　　延安时期，是父亲读书最多、最刻苦的时期之一，当时他藏有很多图书。1945年秋，因为要去前线，他把所有的书籍都埋在王家坪某处，解放后去找，一直没找到，为此他遗憾不已。他读书的速度很快，并有对重点语句用红笔划道、写批注的习惯。延安老同志传说，毛主席对父亲的读书有个评论：“好读书，不求甚解。”究竟如何，我没有仔细求证。这句话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的名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似有多种解释。两晋时期玄学盛行，对古代经典著作的注释解说很杂乱，不少注解繁琐无聊，已失原著本意。陶渊明自谓“不求甚解”，倒也是种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我知道，父亲对革命导师的书籍，非常强调读原著，认为辅导材料必要，但并不十分看重。他认为这些材料往往这一时期是一种解释，那一时期又是另一种解释。

　　延安时期也是全党理论水平大大提高的时期，当时党内对中国社会、农民问题、阶级斗争、民主革命等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似乎仍然处于一种不甚了了的状态。

　　父亲非常喜欢我国的古代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我猜想这些书他在延安时期都已看过了。上世纪80代，影视节目放映《三国演义》、《西游记》时，他是一个热心的观众，每晚看完“新闻联播”后，如无公务在身，他就看看电视。我有时见父亲如此欣赏这些节目，心中也十分纳闷，在我看来，这都是为青少年准备的娱乐节目呀！

　　我读《三国演义》，只集中精力看到“火烧赤壁”，顶多看到关羽被俘就义，以后章节基本上就不看了。

　　2011年6月19日，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前辈，和我有次长谈。有一部分内容谈到他和我父亲的交往和工作关系。其中一段往事，是父亲在重庆谈《三国演义》的一百一十八回，刘禅进降表的那一回。

　　1983年12月末，父亲在四川省考察工作，当时重庆是计划单列市。其间，父亲和四川省、重庆市的谭启龙、杨汝岱、王谦、廖伯康和鲁大东等同志有过多次座谈。座谈的内容很广泛。在潘家坪宾馆，父亲问，重庆市现有人口多少？重庆的同志回答得很清楚。父亲又问在重庆市的总人口中，干部多少，教职员工多少，所有吃皇粮的人数有多少？这下难住了重庆的同志。父亲一笑，请他们找本《三国演义》，仔细看看第一百一十八回——《哭祖庙一王死孝，入西川二士争功》。

　　宾馆里无此书，重庆同志说，车队出发的下一站是永川，到永川再找书吧。不想到了永川，仍未找到。车到泸州后，才找到一本《三国演义》。拨乱反正之初，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之贫乏，由此可见一斑。《三国演义》这一回，记录了蜀汉当时的人口、户数、官吏和军队兵员的情况，读之让人感慨深思：

　　（后主刘禅）遣尚书郎李虎，送文簿与艾（邓艾）：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余万，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在库，不及具数。择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