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判决后不久，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所以，陈伯达的晚年，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生活，安享天伦之乐，直至1989年9月20日去世。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我写出了《陈伯达传》。

　　在《陈伯达传》出版之后，听说我的一位文友要来看我，《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非要一起前来不可。我的文友给我来电话，问我是否同意，因为我与《人民日报》的这位记者并不认识，而且他前来我家也不是为了采访，仅仅为了看一看叶永烈是什么样的。

　　我有点纳闷，我有什么可看的呢？但我还是对这位记者的来访表示欢迎。

　　后来，我才明白，他就住在陈伯达家前面一幢楼！

　　他想弄清楚，我为什么会从上海千里迢迢一次次前去采访陈伯达，而近在咫尺的他，居然错过了这么重要的采访机会——他在读了我的《陈伯达传》之后，感到十分懊悔。

　　其实，他当时就知道陈伯达住在他家对面。他没有去采访陈伯达，不是“疏忽”，而是怕出了什么问题，说不清楚！

　　正因为这样，他十分欣赏我的眼力和勇气。

　　在陈伯达晚年，我是独家采访陈伯达的人。

　　那时，北京的朋友常常见到我在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在北京干什么。

　　那时，上海的朋友也知道我常常去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去北京干什么。

　　直到《陈伯达传》面世，朋友们才恍然大悟。

　　很多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去采访陈伯达呢？

　　其实，我去采访陈伯达，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采写《“四人帮”全传》，很多内容都涉及陈伯达：

　　江青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

　　张春桥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

　　姚文元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陈伯达则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

　　所以，在写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副组长以及组员之后，进一步去写“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组长，当然顺理成章。

　　我十分注重作品的“原创性”。能够直接采访陈伯达，可以了解诸多第一手的高层情况，我当然以为非常值得。尽管在采访之后，能否出版，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当时曾说，即便十年之后才能出版，我以为也值得去做——我曾再三说过，我不求急功近利。

　　我一边采访陈伯达，一边着手写《陈伯达传》。到了1989年5月10日，我写出了初稿。

　　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部长篇传记。最初，陈伯达是答应的。可是，等我写得差不多，想送给他看，他却摇头了。他说，他年老眼花，无法看这么长的稿子，还是不看了吧。他说，他相信我能够写好这本书。

　　后来，我才明白，他以为由他自己来审阅《陈伯达传》，诸多不便。因为他要对每一章、每一节表示认可或者否定，这等于要他对他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