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杨国宇、李怀德、于海川等人都先后被抄家。

　　根据江青的旨意，撤销了核心领导小组主持会议的资格，专门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主持会议，非要把七机部“铁桶～般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不可。

　　斗争仍在继续，而且逐步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有一天开大会，主持会议的人说：“韦统泰，你上‘贼船’没有？”

　　韦统泰冷冷地从容答道：“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主持会议的人声嘶力竭，台下的人狂呼乱叫。会议开不下去了，江青就提议暂时休会。他们把韦统泰叫到一个小会议室，有十几个人进行劝降。

　　韦统泰气愤地回答：“我不是昧着良心说假话的那种人。”

　　迟群说：“韦统泰同志，我们现在还叫你同志，你承认上了贼船，上去还可以下来嘛。”

　　一句话，韦统泰无法克制地把长期积压在胸中的怒火一下喷发出来了。他一掌拍在桌子上，震得桌子上的茶杯都“叮当”响：“我本来就不在‘船’上，是你们非要往‘船’上推我，是何道理？不管哪条‘贼船’，我都不会上！”

　　本来，每次开大会韦统泰还坐在主席台上．从此他被轰到了台下。

　　随后．就有人传出话说：“韦统泰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又有一次开大会，王洪文拿着一封信说：“你们说韦统泰在中央身边建立一个反革命情报站，一点不假，他们都编成号儿了。韦统泰叫‘一号’，耿志刚叫‘五号’。”他展开信纸，就一字一句地读起来。

　　原来，这是韦统泰的秘书张光明写给兰亦农的秘书赵培兰的一封信。韦统泰在54军当军长时代号是“一号”．政委兰亦农是“二号”，参谋长耿志刚是“五号”。韦统泰调离54军后，兰亦农也被调到昆明军区任副政委，后来又任贵州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耿志刚被调到总参作战部任副部长。张光明跟随韦统泰到北京后，与原来军领导的秘书都有密切的书信来往．其中张光明给赵培兰的一封信中提到了韦统泰和耿志刚，仍然习惯性地称“韦一号”和“耿五号”。

　　1971年10月25日至1972年9月14日，中央文革为了收集整理原成都军区和原54军领导的黑材料．就把梁兴初、谢家祥、丁盛、韦统泰、兰亦农等领导的秘书悄悄地强行集中到北京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办学习班．强迫他们检举揭发军区和军领导的问题。这封信就是从学习班上抄来的。

　　韦统泰听王洪文读着信．气得两眼喷火。他直瞪着台上的王洪文。心里狠劲地骂道：“你穿着一身军装．在如此高位，连部队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根本就不配当中央和军委的副主席。”

　　那时候，七机部的会议经常不断以《会议简报》的形式向国务院、党中央反映情况。韦统泰毕竟是从政治斗争的旋涡里走过来的，他觉得他们虽然没有整出个什么结果，但他们肯定会以凭空捏造、捕风捉影的手段罗织罪名，诬告陷害。为了争取主动，他对会议领导小组的人说：“如果你们向中央报材料，只要写我的问题，也得允许我向中央写报告。我是个党员，这是党员的基本权利。”

　　党员的基本权利是《党章》明确规定的．会议领导小组也无权剥夺，只好答应韦统泰的要求。另外．韦统泰还向会议领导小组提出：“你们写的关于我的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事先应给我看，并允许我提意见，将我的意见一并上报中央．这是组织原则。”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快半夜了。会议领导小组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韦统泰从睡梦中叫醒，将他们向党中央、毛主席写的报告交给韦统泰，限他两个小时看完并交回。韦统泰一看，他们在报告中给他列了7大罪状，哪一条都能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于韦统泰早有思想准备．胸有成竹，他怀着满腔愤恨一口气写了9条反驳意见。要求会议领导小组一并呈报中央。

　　12月5日，会议结束。王洪文、江青参加了会议，他们还“请”李先念、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迟群主持。由于七机部隶属于国务院，他们就“请”纪登奎副总理作总结发言。他说：关于韦统泰的问题，已向中央写了报告。这个报告等毛主席批准后就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在毛主席没批之前，就以这个报告为准进行传达。

　　这就是说，关于韦统泰的问题，已经基本定性了。

　　会议结束，人去楼空。但韦统泰仍然被变相关押在京西宾馆。中央文革责成七机部成立专案组，专门解决韦统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