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这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

　　接下来，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党内开展了一场错误的阶级斗争。

　　庐山会议的起因是上一年的“大跃进”。1958年，毛泽东希望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来加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摸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建设之路。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种尝试受到了严重挫折。毛泽东最早认识到这点，并且多次提出纠“左”。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为纠“左”而召开的。

　　彭德怀等在会上的批“左”言论，却令毛泽东感到不快。联系到赫鲁晓夫对于“大跃进”的污蔑和攻击，再加上康生、林彪等人从中煽风点火，会议议程转为批判彭德怀等人，并从理论上概括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而且第一次把阶级斗争直接引伸到党内。此后，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党内。

　　由于庐山会议未能纠“左”，反而反右，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3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为挽救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而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毛泽东对于刘少奇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表示不满，认为在农村刮起的“包产到户”的“单干风”，是从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倒退到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不仅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更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征兆。

　　1962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讲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有些什么矛盾？要求会议进行讨论。之后，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多次发言，阐述自己的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要贯彻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无比坚定的口气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会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并将与小说有关联的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再次将阶级斗争引向党内。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讲话，得到了全体与会中央委员的同意，并被写入会议决议。而随着会后会议公报的广泛宣传，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一整套“左”的理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观点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1963年5月，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更加明确地告诫全国人民，如果党和人民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话，“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4年，当上层建筑领域继续革命的运动开始有所成效的时候，毛泽东对青年问题进行了思索和引导。他说，由于苏联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预言家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必须粉碎这些预言家的预言，从中央到基层，必须在所有的地方注意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之后，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四清”运动在党的基层组织中揪出了越来越多的“变质分子”，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以这种错误的实践为依据，进行了理论概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在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简称《二十三条》）中写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进一步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为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政策的依据。

　　据1970年12月毛泽东接见美国作家斯诺时的谈话，在1965年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经认定刘少奇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场政治运动的序幕即将拉开。

　　1956年国庆节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的分歧的苗头，在10年后终于以运动的形式激烈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