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目前看不到写作的年份，只是标注7月20日，根据考证，应当是写于上世纪50年代初。

　　追溯毛泽东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祖父家的“棠佳阁”度过，他得到了舅舅、舅母等亲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与表兄弟表姊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文运昌（1884-1961），名士荇，字运昌、咏昌，是毛泽东八舅文玉钦的次子，比毛泽东长9岁，早年毕业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是当时湘乡亲戚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不仅极力帮助毛泽东走出风气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东山学校就读新学，而且多方寻找各种新书报供毛泽东阅读学习，用新知识开阔毛泽东的眼界。

　　毛泽东青年时期与文运昌交往非常密切，对这位表兄一直是心存感激的。毛泽东1925年曾以“养病”为名，回韶山发动组织农民运动，与文运昌在一次聚会时险遭被捕，反动军阀派兵来抓毛泽东，文运昌长得有些像毛泽东，结果他掩护毛泽东脱险，自己被捕，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

　　文运昌与毛泽东这一别，直到1951年才得以重逢。文运昌认为，情同手足的表弟毛泽东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亲戚们的工作、学习问题，信中提到的这些人有一定文化、身体健康，并没有要官要权的非分之想，只是想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学习，谋得一条生活路子，现在看来也不算太过分的要求。

　　这封信转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在信的页眉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

　　像这样的拒绝并非个案。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与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96年出版《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收录毛泽东写给韶山亲友的书信95封，其中建国后88封，有19封的主要内容就是回答家乡亲友提出要解决工作的问题。

　　1950年5月12日给表兄文南松的信中提到：“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1950年8月23日给原配罗氏的堂兄罗石泉的信要求他：“在地方上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较为适宜。”

　　1953年9月8日给表兄文涧泉的回信：“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

　　1954年3月31日给少年时代的朋友彭石麟的信中提到：“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

　　1956年12月13日毛泽东给族姑毛春秀回信：“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

　　认真读毛泽东的这些书信，不能不让我们十分感慨。毛泽东以他的大爱和无私来替代那种基于血缘和亲情、乡情的“小爱”与“自私”，他把对家乡亲友的关怀和挚爱化作最严格的要求。他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影响为家乡和亲友谋取特殊的利益和照顾。

　　他曾经向要进京的亲友捎过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凡会见来北京的亲友，他总要讲他的三条交往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

　　建国初期，韶山不少亲友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帮助调入北京安排工作，或者要求解决求学、入党等问题，毛泽东都按照亲友交往“三原则”进行妥善处理。建国之初，一位亲戚想请毛泽东批准留京或介绍回湖南工作，毛泽东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毛泽东在给石城乡党委、乡政府的信中说：“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努力和众人一样，不应有任何特殊。”

　　“人们会说话的”，毛泽东所在乎的不是“人们会说话”这种形式，更多在乎的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信念和理想，在乎的是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和规范，在乎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是否能得民心。毛泽东对待手中的权力十分小心谨慎，时时刻刻想到人们的心声，不仅对自己的生活严格要求，就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家乡的亲朋好友也不例外。

　　“人们会说话的”，尽管只有简简单单的六个字，体现的却是一位人民领袖对人民话语权的敬畏与尊重。

　　在今天的网络微博上，人们可以发布自己看到的、想到的一切，与公众共享，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人民大众的话语权得到了尊重。从网上不断曝光的一些腐败事件来看，大多与权力有关，与掌管权力的人有关。法治时代靠法律约束人们的行为，但总有人盯着法律的空子谋自己的私利。

　　毛泽东深知坐江山不易，深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待亲情与权力、亲友利益与人民利益，总是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值得我们永远借鉴，不管是在网络时代还是在非网络时代，都是这样。

　　毛泽东对一封平常家信的批示，一句朴实的“人们会说话的”赢得了家乡亲友的理解，也启示我们：应当敬畏人民的心声，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