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与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谈话，谈话涉及工业、交通、副食供应、防治血吸虫病等等。

　　毛泽东很相信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显著好转。他说：“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六十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十九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柯、陈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

　　毛泽东又说：“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三十辆汽车，坏了二十六辆，只有四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就起来了，两三天工夫，就修好了二十四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⑧

　　故事也好，材料也好，这类信息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递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经多少次的反复，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的渊源。

　　不久前，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⑨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道路，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想，是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情况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立即要柯庆施当天上午印出二十份，发给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每人一份。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等六人请到专列上，议论这封信。

　　毛泽东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⑩

　　毛泽东正在想方设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时候，发现了吴桥县的这个典型，高兴极了。他感到找到了解决农业增产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为水，二为肥。而肥料主要靠粪肥，养猪是第一位。毛泽东这封信发下去以后，全国兴起了一个大办养猪的运动。

　　毛泽东的这封信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当时那种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和政治气氛中，他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却成为一九六0年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杭州。

　　②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9年9月6日。

　　③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9月8日。

　　④毛泽东接见舒同等人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9月21日。

　　⑤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纪要，1959年10月2日。

　　⑥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8日。

　　⑦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⑧毛泽东同柯庆施等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手稿，1959年10月31日。

　　⑩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