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这份由康生亲拟的名单中，有88名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和“反党分子”，另有7名被划进“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范围，还有29名被定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对象。

　　1968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三个年头。随着全国性动乱的不断升级，身居中央文革小组要职的江青和康生，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加紧进行了对党和国家各方面领导人的诬陷和迫害活动。7、8月间，他们相继炮制一连串的诬陷名单，把数百名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列进黑名单。从而把当时早已出现了的迫害高级干部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江青、康生合谋炮制的诬陷名单有以下几份：

　　1968年7月21日，康生向江青呈送了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绝密信。信封上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称“送上你要的名单”①。〔①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4月，第7页。〕在这份由康生亲拟的名单中，有88名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和“反党分子”，另有7名被划进“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范围，还有29名被定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对象。被诬陷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共达124名，

　　占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总数（193名）的65％左右。

　　被诬陷的人中，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朱德（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大常委会委员长）、陈云（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被诬陷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包括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职务的有“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王任重。

　　被诬陷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还有：肖劲光、粟裕、肖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芳、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位三、徐海东、肖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力、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陈毅、周扬、徐子荣、刘澜波、奎壁、区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健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陈正人，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颉伯、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①。（①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津出版社，1982年4月，第7页，第8页。）

　　1968年8月23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的指使下，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报告将37名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占了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总数（60名）62％左右②。②洪承华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沿革大事记（194卜1978）》，春秋出版社，1987年12月，第348页。其中有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5名副书记：肖华、刘澜涛、王从吾、钱瑛、刘锡五，还有其他委员和候补委员32名：帅孟奇、李运昌、王维纲、杨之华、李士英、李楚离、马明方、龚子荣、陈少敏、方仲如、刘亚雄、张子意、王鹤寿、刘慎之、李培之、周仲英、陈鹏、陈曾固、郑平、薛子正、高克林、吉雅泰、王世英、丘金、吴溉之、马国瑞、张鼎丞、吴德峰、张稼夫、廖稼夫、廖苏华、龚逢春、李景膺。

　　1968年8月23日，在康生夫妇的指使下，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报告将60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和“有严重问题”的人。被诬陷的人占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总数（115名）的52％以上。其中有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李井泉、林枫、刘宁一、张治中，委员陈少敏、杨之华、帅孟奇、赵毅敏、钱瑛、刘亚雄、李达、徐立清、王世泰、胡子昂、刘澜波、徐冰、徐子荣、张经武、杨尚昆、李延禄、韩光、梅龚彬、王昆仑、南汉宸、龚饮冰、曹孟君、史良、唐生智、孔原、胡耀邦、谢扶民、罗琼、吴冷西、张苏、武新宇、马纯古、俞霭峰、刘长胜、古大存、周礼、赵寿山、胡愈之、胡乔木、梁思成、童第周、叶渚沛、陈其尤、王维舟、叶剑英、林锵云、郭健、杨蕴玉、华罗庚、赵忠尧、陈劭先、赵九章、茅以升、胡厥文②。（②《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

　　在诬陷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的同一天，郭玉峰还奉康生夫妇之命编造了《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经康生亲笔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中，有74名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成员分别被诬陷成“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被诬陷的人占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总数（159名）的46％以上。①（洪承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沿革大事记（1949--1978）》，350页。）其中有副主席彭真、刘澜涛、宋任穷、徐冰、高崇民，委员王从吾、刘锡五、平杰三、杨东莼、李楚离、王维纲、张子意、李运昌、龚子荣、李初梨、曹瑛、刘清扬、孔祥祯、马辉之，张友渔、章蕴、王照华、周扬、吴溉之、何长工、林修德、唐天际、朱蕴山、苏子蘅、巩天民、邹大鹏、安子文、楚图南、江金祥、李立三、曾宪植、萨空了、张秀岩、吉雅泰、于毅夫、哈丰阿、王世英、刘晓、阎宝航、杨奇清、孙起孟、赵朴初、车向忱、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王稼祥、伍修权、张治中、孙晓村、史良、朱学范、刘斐、张孝骞、寸树声、俞大绂、郑位三、陈国栋、高文华、王子纲、张邦英、胡克实、李昌、贺诚、钟惠澜、吴鸿宾、傅连障、金如柏、陈其尤、熊庆来、张劲夫②。（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4月，第11页、第9页、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