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毛泽东曾向叶剑英面授机宜，明确提出南下大军必须止步于罗湖桥以北40公里的樟木头一线。

　　9个月后，在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下，深圳公安检查站（罗湖边防检查站前身）成立，罗湖桥成为新中国唯一的“南大门”。

　　又十几年，“解放香港”的声音再次出现。

　　当时，“文革”之火一度波及香港。罗湖桥南岸，香港的左派人士发起了激烈的反英抗暴运动。罗湖桥北岸，红卫兵小将们涌到桥边声援，并在驶往香港的载货火车尾部绑上稻草人，写上“打倒戴麟趾”（时任香港总督）。每天，罗湖桥头的边检战士都要手拉着手组成人墙，面对小将们的冲击。

　　红卫兵还曾试图抢占开往香港的火车，声称要“冲过罗湖桥，占领香港岛”。据说，当地的一位军代表挡在火车头前，说“你们开过来吧”，他们才就此作罢。

　　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作出批示：“文革”只能到深圳河以北，深圳河以南不可以搞。

　　“其实在建国初期，几位国家领导人曾专门就是否要止步罗湖桥的问题咨询过很多熟悉香港情况的专家。”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张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终中央做出了保留香港自由港地位暂不收回的决定，希望这里成为新中国的‘鼻孔’，保留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经济、政治、外交通道。”

　　在他看来，如果将两次“止步罗湖桥”的批示连起来解读，不难发现这座小桥在决策层眼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根据《香港通志》副主编刘蜀永教授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南下大军“止步罗湖桥”后，香港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50年代的工业化热潮得以发生；而在第二次红卫兵“止步罗湖桥”的历史节点后，港英当局也开始反思当时的治理策略，并开始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住房等各方面进行社会改革，香港进而完成了7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上的飞跃。

　　“正是因为内地当初刻意为香港保留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发展环境，才能有改革开放后香港对内地技术、资本、管理等多方面的反哺局面。”张磊说。

　　事实上，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对比中国和俄罗斯改革时，曾感慨道：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不如中国稳妥和成功？关键是他们有一个香港作为参照物。

　　过桥

　　过去，罗湖桥上发生的每一个微小故事都会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缩影。

　　很多边检站老干部仍然记得，1986年的4月1日，戒备森严、铁丝网延绵80公里的“二线”（深圳特区管理线）正式启用，引发外媒种种猜疑。结果中国政府当天就将罗湖桥的关闸时间从晚8点延迟到了晚10点，以延长“一线”开放时间的举动向世界证明：深圳的目标是搞活而不是封闭。

　　某种意义上，罗湖桥是丈量这个国家开放程度的一把标尺。

　　抗战中，在交通上占据特殊地位的罗湖桥数次因飞机轰炸而遭遇断桥之劫。但即使是在那般的兵荒马乱中，来往深港两地的载客火车仍然畅通无阻，车内还设有酒吧区与观景厢，内部采用抛光柚木，配以软垫座椅。每逢春节，车厢便会挤成沙丁鱼罐头，满是探亲旅客。

　　然而在罗湖桥成为新政权的“南大门”后，过桥不再是件随随便便的事情了。

　　建国初期，为防止敌特的渗透，直通的客运火车停运，从内地去往香港的人员开始受到严格限制，往往只有公务人员才能获得去港配额。

　　而港人返乡则必须填写“回乡介绍书”，且在过关时所有的行李都要被拆开分检，并逐一登记在册。当时边检人员上班往往带着螺丝刀，遇到可疑旅客便撬一撬鞋底帮子或箱子的隔层板，查找是否存在密写药粉。

　　由于通关时要人人过筛，等待时间短则几个小时，长则一天。返乡探亲的香港人都偷偷称深圳为“心震”。罗湖桥头逐渐热闹不再，人流最少的时候，一天来往不过50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