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把曹氏的阴影在脑海中蒸发，3月24日，仍在床上休养调治的胡适又收到小儿子胡思杜发自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封平信。从邮戳日期看，此信是50天以前寄出的，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7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4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信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20〕胡适乃一介儒生，但毕竟又在政治场面上混迹了多年，对中国人下愚上诈、不讲信用，以及政客们惯用的阴谋或阳谋等种种政治手腕还算有较深刻的了解。尽管一直没有发现可靠资料证明他此次的猜测是否正确，但就那时的政治形势推断，当是有些道理的，此前曹聚仁莫名其妙地给胡发信，或许正是这个计划改变之后的另一种行动。

　　遥想八年前北平那个围城之日，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想过一种“面包与自由兼得”的生活，因而决定出逃。想不到他的小三胡思杜酷似三国时代的魏延，脑后长了反骨，坚决不按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办，在撤退的问题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胡思杜旧戏重演，同样不按胡适的既定方针办，自作主张留在即将解放的北平苟活一时。如果世间真有上帝，胡小三这个抉择，当是上帝之手于冥冥中所作的安排，是胡适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中，上帝为其设立的最大、最令人牵心扯肺的一“难”，是“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一位大师、老祖胡适”（唐德刚语），在“得道”路上最为辛辣痛苦的心灵煎熬，而这个煎熬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政治演变越发严峻与不堪忍受。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偶尔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此时的胡适心中虽犯嘀咕，但并没有向最坏处想，且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这个不幸的儿子。到了这年的5月4日，胡氏回台湾作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讲话，“泛亚社”香港来电传出胡思杜于“去年八月自缢身死”的消息。胡适先是一惊，差点一头栽于地下。待镇定下来又将信将疑，且从心理上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予以排斥。5月12日，胡适致他的学生苏雪林信中说：“承问及小儿思杜的消息，至感。我猜想这个去年八月自杀的消息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故意在‘五四’前夕放出。我在今年一月间尚得友人间接传出思杜被送东北的消息，故我不信此谣言，当日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内人，叫他不要轻信此消息。”〔20〕由此看出，对于胡思杜的自杀，胡适仍是疑多于信。而事实上，胡思杜真的是死了，且已死去8个多月，墓有宿草了。

　　胡小三思杜死亡的确切年头是1957年9月，但死于那一日和具体死亡细节一直未搞清弄明。据耿云志所撰《胡适年谱》，世人看到的是下列几句简单的记载：

　　九月廿一日，次子思杜因被定为右派，遭到批判而自杀（时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死前写有遗书给他的一位堂兄。这遗书只剩下残存的一角，那上面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希望他们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还有把自己所存“五十一元也留给你们”的话。署的日期是九月廿一日。〔21〕

　　1950年9月，因胡思杜以“大义灭亲”的方式痛骂“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并于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研室）出任历史教师。此时的胡思杜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一不小心成了“狗”的父亲“赎罪”，同时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组织上一直处于考验之中，加之全国上下正在批胡适的反动思想，使他受到连累，梦想迟迟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几年。到了1957年，全国兴起了“反右”运动，不明就里的胡思杜开始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领导提教学改革建议，学院领导见一个“走狗”的儿子竟然犯上作乱，于佛头抹粪，盛怒之中立即决定施以颜色，打击胡思杜的嚣张气焰。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自此，胡思杜一下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随着“反右”运动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示众并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又被学院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突遭重创的胡思杜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自己与这位“人民的敌人”捆绑在一起公开示众且口诛笔伐？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崩溃，约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此前在政治上受胡适这个“人民的敌人”牵连，胡思杜一直没有找到女友，直到死仍是光棍一条，算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落了个《红楼梦》结局式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在自杀前，胡思杜留了一封遗书在枕头底下，因大陆已无直系亲人，遗书指名写给当时在北京铁道部印刷厂一位叫胡思孟的远房堂兄。胡死后，单位人员发现遗书，便打电话把胡思孟叫到学院处理后事。胡思孟到达时，看到学院贴满了批判胡适和胡思杜的大字报，学院领导告诉胡思孟，说你这位不争气的阿斗式堂弟胡小三儿，脑后确实又像魏延一样长着反骨，他的做法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至于畏的什么罪，自杀的具体时间以及死前死后的具体细节，学院领导没有说。胡思孟所看到的只是在一间小黑屋里有一口小白木棺材，棺材沿上有许多苍蝇在飞舞，棺材里有一白布，揭开白布可看到胡思杜已变得乌青的尸体，看样子已死去好几天了。胡思杜遗书的内容大意是：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我一定不在了。你不要难过，我的一点钱和公债券留给你，供给你的孩子上学，一块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吧。〔22〕

　　因胡思杜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胡思孟不敢向学院领导追问具体细节，只好怀着悲痛与学院的打杂工在唐山郊外一片野地里挖了一个土坑，把胡思杜草草埋掉，拿了遗书上面说的钱物，另外还有一件旧皮袄、一件呢子衣服，外加一些书刊回到北京。“文革”爆发后，红卫兵抄家，胡思孟怕受胡氏父子的牵连，将胡思杜的书刊大部分烧掉，遗书也撕毁，只有一个边角压在箱底没撕掉。许多年后，胡思孟在清理箱子时发现了遗书边角，交给了胡适家乡安徽省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后来，正在编写《胡适年谱》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耿云志听说此事，找到颜振吾，把残片上的文字抄录下来，编入了《胡适年谱》。再后来，据耿云志和前往胡思孟家中访问的南京大学教授、胡适研究专家沈卫威共同估计，胡思杜自杀的具体时间，应是在9月21日写完遗书之后，但详细日期难以弄清，只能暂定遗书上这个日子作为胡思杜死亡之日。〔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