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刘元华之子刘小飞曾听母亲说过，刘元华1973年去北京看望刘文辉时，刘文辉曾将子孙都支出去，落泪对刘元华说：老二，我对不起你们。1949年解放前，祖父刘文彩病危，刘小飞的祖母杨重华曾打算离开四川，被刘文辉留住。

　　本文节选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9月14日AA38版 作者： 韩福东 原题为：起义者刘文辉 从“多宝道人”变“一宝”的历程

　　1948年，刘元彦的同学胡立民与刘文辉见面后，就住在刘文辉位于成都小天竺街的一栋小楼房里。刘元彦平日住在这里，“这房等于就是我管，我家就是共产党活动的地点。”

　　刘元彦很清楚父亲反蒋。“当时我们希望蒋介石早点完蛋。之前在雅安，蒋家人长期住是不让的，借个名义就给请走了。蒋介石的正规部队和心腹不让进西康。”

　　和刘家的愿望相一致，蒋介石在国共战场一路败北。战场一直远离西南，四川表面上还很安静，而内部暗流涌动。蒋介石想让中央军进川，将这里作为反共大本营。刘文辉并不支持，他联系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抵制。

　　1949年秋，刘文辉收到周恩来电报，大意云：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在电报里说，王少春代表他。后来部队怎么安排，父亲就听王少春的意见。”刘元彦说。

　　刘文辉将西康省的军事、政治重新部署后，决定于10月下旬长住成都。

　　“当时有的朋友替我担心，认为置身虎穴，凶多吉少。我考虑到，耽在这里，利多于害，危而实安。”刘文辉晚年回忆说，这样做是因为，在军事上蒋对刘文辉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在成都，蒋对他的政治态度摸不透，就不至用兵，如果先行露出可疑的迹象，胡宗南的重兵向西康一压，他就吃不消。此外，成都是四川政治中心，在成都可以联合四川地方反蒋力量，使他们在紧急关头不至因蒋的威胁利诱而动摇，又可以在蒋介石集团内部分化运作。

　　“邓锡侯在内战时，人称‘水晶猴子’，非常多变，他和父亲说好起义，但父亲不放心，一定要回成都一起，怕他变。这个以前没讲过，现在过了几十年了可以讲了。”刘元彦说。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跑到成都，召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和熊克武等人开会。据刘文辉回忆，蒋介石此时寄希望于胡宗南部，认为尚可一战，希望川康的朋友与之合作。随后，刘文辉和邓锡侯被要求与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而他们的家眷要先去台湾。刘文辉认为此举是限制他们行动自由，家属被作为人质。他一边虚与委蛇，一边设法逃脱。在获悉城防将被胡宗南部接替的当天早上，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离开成都逃往彭县起义。

　　刘文辉之子刘元彦被安排到乡下，和熊克武住在一起。“我原来想和父亲一起走，他不让，把我支到南门外熊克武那里先躲起来，那里有一个团的非正规部队。熊克武也反蒋，我父亲说，他和四川的军人都打过仗，就没和熊克武打过。父亲怕家人被蒋介石扣为人质，在出城前就安排好，让我母亲、妹妹和爱人先走，我开车把他们送到城里岳父家里———他是一个中医，因为估计国民党在成都只是短期，待不了多久的。”刘元彦说。

　　此外，刘文辉还把秘密文件焚毁，让个别工作人员携带电台和其他重要文件先行，还在自己出城途经之地布置了便衣警卫，以防万一。为了避开周围宪特和守城部队的盘查，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分头行动，他本人不带任何行李，带了两个随从，与平日一样，乘汽车从大门出去。

　　平安到了城门附近，守城部队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所派，刘文辉此前已与他们联系好，按说不会留难，但因还有蒋介石的宪特在，为防万一，他在距城门还有相当距离的转角处下车，走到左侧城墙缺口处翻了出去。“当时我正在病中，气喘如织，汗流浃背，由两个随从扶掖而行，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终于度过了第二关。”刘文辉晚年回忆，他与邓锡侯会面之后，“感到自己好像是脱笼之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真有说不出的轻松愉快。”

　　刘元彦再次见到父亲是在胡宗南部撤离成都之后。“父亲回到成都，住在舅舅家里。我见他笑嘻嘻躺在床上，很累的样子，但家人都平安，他很高兴。”刘元彦说，之所以住在舅舅家，是因为他们家的房子虽然有一个中队守卫，但此前已被胡宗南占领。胡部撤退时，在房里埋了炸弹，结果被一些想进来“拿东西发财”的人引爆，只剩下一栋。

　　刘文辉的起义，加速了西南的解放。

　　减租退押风暴

　　西南解放后，刘文辉受到重用，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那时全国分为六个大行政区，西南军政委员会是西南行政区的行政领导机构，刘伯承任主席，副主席6人，中共党内3人(贺龙、邓小平、王维舟)，党外3人(刘文辉、熊克武、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