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了。罗荣桓对于林彪如此粗暴无礼，非常生气。他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手有点发抖地将文件装进公文包，然后步履沉重地离开了会议室……

　　回家以后，罗荣桓心情十分不好，他几天来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散步时还不时自言自语：“讨论问题嘛，为什么这个样子！”“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搞好？”林月琴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又摇头不语。

　　5月1日，按照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学活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但有时把毛选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一连登了几天后，就难以为继了。李逸民感到这是林副主席交代的任务，不选又不行，选又选不出，十分为难，便又去向罗荣桓请示。罗荣桓立即明确答复：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听罗荣桓这么一说，李逸民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走了。但罗荣桓仍沉浸在思考之中。

　　对这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只好向中央反映了。于是，罗荣桓拿起了电话机，要通了总书记邓小平的电话。

　　去年12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后从国外归来，当时罗荣桓身体很不好，但他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仍然去机场迎接。由于机场人很多，他只是同邓小平匆匆握了一下手便回来了。平日，他知道总书记日理万机，工作异常繁忙，不便去打扰，但现在已经同林彪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只好向他报告了。

　　邓小平接了电话后，感到罗荣桓所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此事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的1975年，他从江西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里，便约见了林月琴和她的三个孩子。经过九年动乱，孩子们见到这位罗荣桓的挚友，历尽磨难依然健壮的邓叔叔，都含着热泪。邓小平满怀感情地对罗东进等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1975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道：“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①

　　1977年5月，在需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提起这件事。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②

　　邓小平这几段话对1961年他和罗荣桓同林彪的这场斗争的意义作了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林彪自从4月30日怒气冲冲离开会场后，一直十分烦躁，他在算计要对罗荣桓进行报复。

　　一天，海军一位干部来到林彪住处向林汇报工作。此时，毛家湾林彪住宅正在修缮，林彪全家暂住在西郊新六所。林彪在起居室内接见。这间房子很大，但是只摆了几个沙发和一张写字台。窗户都挂了厚厚的窗帘。屋里既显得空荡荡，又显得阴森森。林彪埋坐在沙发里，眯着眼在听汇报。中间，罗瑞卿来到，林彪示意罗瑞卿在他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就座。海军那位干部在汇报中说到罗帅在福建前线曾对部队指示，1961年工作的中心是“四抓一调查”时，林彪打断了他的话，大声说道：

　　“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四抓”就是抓思想、训练、作风和生活，这本是林彪自己所提“创造四好连队”的内容，“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毛主席当时的号召。这究竟有什么错，会惹得他发这么大的火。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由头。果然，接下去林彪就咬牙切齿地说：

　　“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呢！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听到林彪给罗荣桓扣“反党”的帽子，罗瑞卿等都以沉默表示不同意。

　　林彪见他们两人都不表态，突然转过脸来对着坐在他身旁的罗瑞卿说：

　　“听说你也是这样主张，我就反对你们！”

　　风暴突如其来，罗瑞卿毫无思想准备。但是他看过总政给中央的报告，那根本与“开炮”风马牛不相及，便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没有。”

　　林彪咄咄逼人地反问：“没有？怎么没有？有文件为证。”

　　罗瑞卿只好说：“要是查到我有此主张，我就承担责任。”

　　海军那位干部见此情景，因为不了解情况，也不便说什么，便起身告辞。林彪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说：“就照我刚才说的搞，别的都不要听，一个新生事物，总是有人反对的。”

　　后来，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陷害被监禁，于1972年所写的揭发林彪的材料说：“当时，我感到他对罗(荣桓)和我的意见大了，今天一棍子打两人，无非借题发挥，可究竟为什么，却摸不着头脑。”那么，林彪所说的“新生事物”究竟指什么呢？现在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可以想见，林彪的所谓“新生事物”就是指“带着问题学”那一套。而他所以大发脾气，则是借题发挥，对4月30日的事情进行报复。

　　第二天一大早，林彪又给罗瑞卿打电话说，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他昨天对罗荣桓的“批评”现在不要公开。他关照罗瑞卿不要向任何人讲。

　　所谓“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这显然是一个幌子。由于罗荣桓在党内有崇高的威信，林彪实际上是怕整罗荣桓非但不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弄不好还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后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① 提出发扬党内民主之后，毛泽东曾两次表示，他并不赞成林彪禁止军队向地方反映意见的主张。

　　第一次是在1962年麦收之后。一天，罗瑞卿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和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一块聊天。大家都认为这一年的麦子长得很好，超过了前两年。许世友等一方面为农村形势的好转而感到高兴，一方面也对地方某些干部前几年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如今又太悲观的现象，有一些议论。由于林彪有不准对地方工作提意见的“禁令”，罗瑞卿便打招呼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是这些事就在小范围议议算了，不要扩大。”事后罗瑞卿到杭州时向毛泽东谈起这件事，毛泽东立即指出：“为什么不能议论？他们都是华东局委员，有的还是中央委员，他们有意见，你说，为什么不能提？我就不同意林彪的那个意见，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有意见不能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