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可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时，钱三强正被隔离审查，在“造反派”的关押之下呢……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说：“中国核物理有了他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最大。”王淦昌的话是当事人的知人之论，持平之论。

　　这个“他”是指谁？他就是钱三强。

　　早在1949年冬，时任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的王淦昌，就收到了钱三强邀请他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物理学研究工作。钱三强当时的身份是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1948年5月2日，他和夫人何泽慧，带着刚刚4个月大的孩子，从马赛乘海轮回国。6月10日，在受美国人控制的上海海关，钱三强的行李被扣留了。原因何在？很简单，美国人得到情报，包括钱三强在内的一组科学家要求政府在北平成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美国人要进行干预。

　　钱三强回忆说：“1948年下半年……我曾经为了适当集中一下国内原子和科学研究力量，几番奔走呼号，可是每回都是扫兴而返。

　　“当初我任教于清华大学，就首先找到校长梅贻琦。梅校长表示理解我的建议，但无能为力。他说：‘你的意见何尝不对，可现在是各立门户、各自为政，谁能顾得上这些呢！’

　　“接着，我又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门……在我说明来意后，他摇了摇头，感慨道：‘门户之见，根深蒂固。北平有几摊，南京有几摊，几个方面的人拢在一起，目前的形势下不易办到。还是各尽其职吧！’

　　“最后，我找到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他的回答是：‘在一定时期开开学术讨论会是可以的，其他恐怕难以办得到。’

　　“几经碰壁，希望成为泡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9年3月中旬，解放军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城还不到两个月，钱三强就得到了一个通知，他作为唯一的物理科学工作者，被批准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这个大会的主席，就是他的导师约里奥·居里。于是，钱三强向负责联系的丁瓒反映说，能不能带点外汇，买一点急需的搞原子能研究的仪器回来。丁瓒问要带多少外汇，钱三强说，多则20万，少则5万美元。这在当时并非小数目，丁瓒吓了一跳。不过，他还是将问题反映了上去。

　　钱三强回忆说：“此后三天未见信息。我心中忐忑不安。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不懂国情……第四天，接到一个电话，要我到中南海去。有关什么事，没有说……在中南海里，等待我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他热情招呼之后，便说：‘三强，你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认为很好……先拨出5万美元供你使用。’

　　“当我得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这一事实我自己都无法想象……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正是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下，钱三强感觉集中全国优秀人才，一起创业才有了希望。

　　此后的五年，钱三强在近代物理研究所顺利地聚集了一批顶尖人才。

　　1955年1月15日，中央召开了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

　　前一天，周恩来专门听取了李四光关于铀矿，钱三强关于原子核科学研究现状的汇报，算是为第二天的会议做准备。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开宗明义：“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可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时，钱三强正被隔离审查，在“造反派”的关押之下呢……

　　1982年，钱三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想借用马克思的一段话来与青年们共勉：‘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