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50年代，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顶可怕的红帽子。台北街头、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开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市民听惯了警笛、战斗的枪声以及耳闻目睹的死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枪杀，那些因言获罪，因党派暗斗或被无辜罗织罪名的人，要么被禁监、流放，要么被枪杀，具体数字无法计算。

　　冤魂多列榜中央，全岛飘红警报长。

　　万户噤声犹祈祷，明朝亲友莫上墙。

　　“二二八”事件后，许多青年的思想陷入无出路的苦闷状态，便转而倾向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祖国”。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与王耀勋、苏友鹏等部分医生在郭琹琮等人领导下，秘密展开了学习左派理论的读书活动。

　　当时大陆局势多变，国民党政权连连败退，各地学潮风起云涌。台湾亦不例外，台大、师院两校学生，先后联手走上街头示威，表达对当局的不满。1949年4月6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突然包围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逮捕数十名从事民主宣传活动的学生，通缉若干进步人士，此事史称“四六事件”。

　　为严防“匪谍”渗透，国民党当局于1949年5月颁布实施戒严令，大力推行法西斯化的“保甲连坐”制度。此外还重建特务机构，最终归于“总统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负责。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彭孟辑的保安司令部及其附属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手段，甚至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是共产党人的者当然死路一条，左倾或有些牵连的也在劫难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无辜受害者不计其数。据董显光公布的资料，仅在1950年上半年内，“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三百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

　　首要的案件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及由此引发的“吴石案”。

　　1949年9月，国民党情治机关在一名基隆学生身上搜到一张中共基隆工委的机关报《光明报》，国民党当局侦破了中共基隆工委会，负责人钟浩东的太太蒋碧玉也是一名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保密局特务，她视死如归地说：“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地死去！”

　　紧接着，国民党当局又破获了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等处的“中共台工委”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