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查找，后来查知陈寅恪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照顾。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陈寅恪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还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而对陈寅恪晚年关照最多的还是陶铸。

　　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查找，后来查知陈寅恪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照顾。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陈寅恪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还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而对陈寅恪晚年关照最多的还是陶铸。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从1944年起，眼睛就彻底看不清外界了。以前陈寅恪上课时有个特点：讲到深处，他会长吸一口气，并陶醉般地紧闭双眼良久。但眼瞎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眼睛，一如所见到的他晚年照片——目光如炬。由于眼睛根本无法看到，每次只好让助手黄萱找资料，而他则清楚地记得他要的书摆在书架的第几格第几排第几本。由于行动不便，学校便让学生到他家听课，他住的中山大学宿舍的走廊便成了教室，墙上挂一块小黑板，他坐在黑板前讲授，学生坐在对面的椅子听讲，成为当时中山大学的“一怪”。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陶铸便派人在陈宅的院子里修了一条白色甬道，使他在散步时不致跌倒，此事在广东学界传为美谈，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全国随即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紧接着又展开了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陈寅恪在中山大学也受到较大冲击。虽然在广东省委主要领导陶铸等人的特别关照下，陈寅恪的正常生活未受到大的影响，也顺利过了“反右”关，但他的教学、学术研究却受到较大影响，他的心情也时常郁闷。1958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1958年6月，中山大学公开开展对陈寅恪的批判，1958年10月，广东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登出万言长文《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在众多的大字报中竟指责和嘲笑陈寅恪是“伪科学”、“假权威”。陈寅恪被深深激怒，向中大提出从此不再开课，不再带研究生。在这般政治运动一波连着一波、一浪赶着一浪的情形下，陈寅恪要按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研究、撰写、发表、出版史学的鸿篇巨著，已经是不可能了。但他又不能违背自己的准则，他只有选择沉默，近20年的沉默！虽然其间他也写了长篇宏论《论再生缘》和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等文稿，但却不可能写出已成竹在胸、中国学界寄于极大厚望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等扛鼎巨著，这使他内心感到极大的痛楚。

　　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吴宓。吴宓走进寓所时，已经过了午夜，而陈寅恪仍端坐等待。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他阔别12年的挚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唯前秃顶，眉目成八字形……”陈寅恪把自己未出版的著作《论再生缘》的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大纲。陈寅恪很感慨，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但《柳如是别传》的出版并不顺利，1962年胡乔木拜访陈寅恪（30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谈到国家近年经济形势时，陈寅恪发问：“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胡乔木笑答：“这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当陈寅恪问及他的著作《柳如是别传》为何迟迟不能出版时，陈曰：“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陈寅恪曾说，他越来越成为一个“寂寞销魂人”。然而，不幸的来临是如此迅速，威力如此之大，就连他这样的博闻之士，也无法预料。他在1961年赠吴宓的诗中也不无自嘲地写道：“著书唯剩颂红妆”，他在1964年《赠蒋秉南序》中说得更直截了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但陈寅恪并没有停止思索、停止探求，《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仍然是陈寅恪在克服双眼失明、又跛一足的困难下，凭着极大的毅力，在助手的帮助下完成的极有价值的论著，浸透了陈寅恪晚年的全部心血。而陈寅恪之所以要写这两部著作，正是因为撰写《再生缘》的清代才女陈瑞生和《再生缘》中描写的孟丽君，及《柳如是别传》的传主柳如是，都是敢于蔑视封建社会的皇权纲常，敢于冲破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束缚的勇敢女性，这几位勇敢女性的所作所为，符合陈寅恪奉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在陈寅恪的心中产生了共鸣。“异代相知泪满巾”，在咏《再生缘》的诗作中，陈寅恪并不隐瞒自己的情感，他在这几位勇敢女性的身上既委婉曲折、又痛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幽愤。所以，陈寅恪在给吴宓的诗中既有“著书唯剩颂红妆”的调侃，又有“老来事业未荒唐”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