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革了春节的命”

　　1月2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该报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国棉31厂，是上海造反派头头黄金海的娘家，跟潘国平的娘家上海玻璃机器厂一样，同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黄金海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王洪文的亲信，“文革”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1967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

　　没年三十的春节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回家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个车间的小学同学小张。小张是来求助的。就在刚才，一个学生跑来给她的“反动学术权威”父亲通风报信，说造反派要在大年夜来抄家，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小张怕家里那些“封、资、修”的书籍被抄走，希望在刘其舜家暂存。他立即答应了。他现在还记得，其中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三言二拍》等。

　　刘其舜的哥哥姐姐们都还没下班回来，小张又急着回家，刘母就给他们俩做了简单的年夜饭。按照老家的风俗，先吃了宁波汤圆，甜食之后还要“漱漱口”，又吃了两口带鱼。吃完饭后，刘其舜送小张回家。她家住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街上就能查看动静。见她家里很平静，机会又这么难得，两人就掉头继续逛马路。怕她难过，再说也不敢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一路上，刘其舜东扯西拉。尽管明知两人都有这么一点意思，但刘其舜不敢表白。他只敢在过马路的时候，口称“当心”，一把拉住她的手，随即放开。大多数的时候，两人只是默默地走着。

　　街上，行人稀少，“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炮打、揪出”……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一路走来，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家家大门上不贴“招财进宝”和“福”字。没有哪家敢在年夜饭前点烛焚香，摆上碗筷，供上六七个菜，磕头祭祖。那一天，没有最高指示出来，因而也没有鞭炮声。平时总在响的高音喇叭似乎也静止了。街头很平静。也许造反派也想过年吧？毕竟还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刘其舜这么猜测。1967年除夕，刘其舜走过的是亦真亦幻的青春岁月。晚上9点，刘其舜陪小张再次回去探听动向。还没到门口，就听见楼上传来乒乒乓乓的砸东西声和“老实交代”的吆喝声。两人远远看着，不敢靠近，小张只是默默地流泪。刘其舜又把她拉走了。他找不到安慰的话，只能陪着她一圈一圈地绕，同时一遍一遍地说：“别怕，别怕，有我在……”他说，当时反而产生了一种恋爱的感觉。两家之间步行只要15分钟，但这一晚，他们一直走了7个小时。等到楼上没有响动了，他才目送着小张上楼回家了。刘其舜并不知道，小张跟他将缘尽于此，因为她母亲执意要让她找个“成分”好一些的人。

　　这时候已经是12点了。那年腊月是小月，除夕其实是大年二十九，紧接着就是大年初一。新的一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天气极冷，快要下雪了，初一还要正常上班呢。刘其舜在心里感叹：今年真倒霉，没有年三十。(摘自《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