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祥的回答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谁是什么领导的概念，也没想过苏联专家如何。不管出席会议的是什么人，大家在学术上不是平等的吗？苏联专家不过是友好邻邦的客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北京的规划方案罢了。我们想做的，只是让北京的规划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学。所以，在苏联人发言后，大家一言不发，冷场了很久，我就不假思索地谈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对北京未来规划的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和苏联专家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诞生

　　会议结束后，梁思成与陈占祥一致认为，北京的城市规划事关一座千年古都未来的命运，作为规划专家，他们责无旁贷。

　　经过反复商议，梁陈二人决定拿出一个具体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据理力争。

　　事实上，在此之前，梁思成已经对北京未来的规划有了初步的设想，他的观点是，设计一个新的市中心，这样可以保护北京古城风貌，这与陈占祥的观点不谋而合。

　　然而两人的分歧却在选址上，梁思成认为应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日本“居民留地”为基础，建设新中心。

　　“父亲认为不能把新城建得那么远，老城区和新城区隔离开来，应该有一个衔接，他建议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公主坟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同时把钓鱼台、玉渊潭等建成新的公园和绿地，相当于老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再把南面的莲花池也组织进新的规划中来，这样，新行政中心就可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的生活、商业、服务区，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向莲花池和丰台铁路交通总汇，形成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陈愉庆说。

　　令陈占祥意外的是，梁思成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

　　1950年2月，长达二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由此诞生。

　　“梁陈方案”首先指出行政中心位置的确定，已是北京都市计划中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并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接着，“梁陈方案”以大量篇幅，陈述了苏联专家主张在内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的弊端。

　　针对苏联专家提出要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设想，“梁陈方案”指出，这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