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场鸦雀无声。新中国的元帅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们在最高权威面前，面面相觑，目光里充满了担忧、惶惑和期待。

　　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

　　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1967年3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由肖华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

　　一个月以后，即4月30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老同志到他的家里，作了亲切交谈。毛泽东逐个问了每个人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手里夹着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和悦地说：“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目光注视着这些一起打天下的战友说：“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毛泽东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哪，你的气消了没有呀？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屋子里扬起一阵笑声。徐向前和其他老帅们的脸上也出现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笑容。解放军建军4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按照惯例，新中国的元帅都应该出席招待大会，所以，这一次周恩来也把他们列入了出席招待会的名单。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以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为由而不同意。7月31日讨论了一下午，始终争论不休。

　　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

　　叶剑英还带来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他刚理好发，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韩先楚也要出席。”

　　徐向前虽然早已脱离“全军文革”的领导工作岗位，但还挂着“全军文革”小组长的头衔，名不符实。9月16日，徐向前正式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另选贤能。

　　毛泽东考虑良久，于10月12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也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徐向前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继续挂着空名。这位军委“文化革命小组长”，实际上只干了三个月就靠边站了。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他在总参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在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结果，三次被“造反派”抄家。不久，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写了一份正式报告给周总理，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的问题。周恩来看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林彪无可奈何，只好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4月1日，“九大”召开。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选举“九大”代表时，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当上了代表。九大期间，又是毛泽东出面做工作，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才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阴谋彻底败露，葬身大漠。毛泽东在斗争中更加理解和认识了这些老帅，并亲自为“二月逆流”平反。

　　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会议上，对到场的每一位老帅，都说了几句褒奖的话。在和徐向前握手时，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连声称赞：“好人！好人！”心情激动，意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