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底苏联[SuLian]剧变后，学界研究的重点自然放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SuLian]为什么亡了，要着力探索亡的深层原因。但勃列日涅夫时期[ShiQi]给一些人却是兴盛的标志，这主要指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苏联[SuLian]经济[JingJi]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到了70年代初苏联[SuLian]战略核武器达到与美国持平的水平，苏联[SuLian]已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所以，在有些人看来，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苏联[SuLian]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ShiQi]”。既然认为是“最强大的鼎盛时期[ShiQi]”，那么在研究苏联[SuLian]衰亡问题时就容易忽略这个时期[ShiQi]。

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SuLian]社会经济[JingJi]处于混乱状态，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不得不对其前任的一些重要政策进行调整与修改。一是决定重新恢复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统一的党组织与领导机关，取消赫鲁晓夫时期[ShiQi]以生产原则为基础分别成立的工业党组织与农业党组织；二是强调恢复集体领导原则，形成由他（苏共总书记）、波德戈尔纳（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柯西金（苏联[SuLian]部长会议主席）组成的三驾马车；三是改变党的作风与强调民主法制，批判唯意志论；四是取消地区管理原则，恢复部门管理原则；五是继续进行赫鲁晓夫后期酝酿的经济[JingJi]改革[GaiGe]试验。

但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GaiGe]趋势日益明显，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GaiGe]。其原因如下。

其一，改革[GaiGe]是在苏联[SuLian]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SuLian]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其基本含义为：一是苏联[SuLian]已是一种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到了成熟的阶段；二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改造处于即将完成的阶段；三是已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在这样大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是，苏联[SuLian]所需要的是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革[GaiGe]，更不用说根本性改革[GaiGe]。

其二，改革[GaiGe]一开始就是强调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原则下进行的。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上强调说：“党一向把计划看成法律。这不仅仅是因为计划是由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计划之所以就是法律，是因为只有遵循计划才能保证国民经济[JingJi]协调工作。”

其三，改革[GaiGe]引起权力之争与利益调整，从而使不少改革[GaiGe]措施难以实施。从苏联[SuLian]最高领导层来说，害怕进行根本性改革[GaiGe]，害怕失去对全国经济[JingJi]、财政大权的控制。从各级管理机关与企业关系来看，自改革[GaiGe]开始后，围绕权力与利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其四，行政官僚机构对改革[GaiGe]的阻碍作用。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行政官僚机构一直处于特权地位，这些机构的人员总是以有权“不予批准”而自傲。到勃列日涅夫时期[ShiQi]，这些官僚机构不仅庞大，而且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成为改革[GaiGe]的重要阻力。

其五，来自“左”的教条主义的理论障碍。从经济[JingJi]理论来讲，勃列日涅夫时期[ShiQi]主要是两大教条：一是长期否定商品经济[JingJi]，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最起劲的；二是所有制理论。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ShiQi]是不允许触及的。并且，这个时期[ShiQi]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JingJi]，是社会主义经济[JingJi]的最高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审定的《政治经济[JingJi]学》教科书说：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显然，任何对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改革[GaiGe]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倒退，当然是不允许改革[GaiGe]的。

其六，政治体制倒退，制约了经济[JingJi]改革[GaiGe]。这表现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个人崇拜盛行。勃列日涅夫时期[ShiQi]又恢复了赫鲁晓夫时期[ShiQi]废除的干部终身制，出现了严重的干部老化现象。到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苏联[SuLian]国内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占支配地位，在勃列日涅夫周围有一大批保守分子，从而使其对传统体制只是修修补补，缺乏改革[GaiGe]的坚决性，从1971年起不准用改革[GaiGe]一词，只准用完善一词了。

从经济[JingJi]上来讲，突出表现在经济[JingJi]增长率明显递减与停滞。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1982年，经济[JingJi]增长率已下降为3.3%；粗放的经济[JingJi]增长方式与低效经济[JingJi]未能转变；经济[JingJi]结构更加畸形，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上来讲：人民群众对党对领导不信任，官僚主义、行政机关专权史无前例地泛滥，社会道德堕落，酗酒、暴力犯罪与离婚家庭大幅度上升，吸毒增加，文化艺术下流低俗，贪污、盗窃、行贿日益增加。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创新的思想与理论被排除出这一领域，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对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与党的决议进行诠译、注解。赫鲁晓夫反了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勃列日涅夫又在搞斯大林化，这种倒退促进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发展。特权阶层扩大化与稳定化，这个特权阶层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GaiGe]，维护现行体制，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

曾担任苏联[SuLian]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的报告中说：勃列日涅夫时期[ShiQi]的改革[GaiGe]，实际上是“惰性和停滞不前的力量当时占了上风，一切都回到了旧的轨道”。把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视为停滞时期[ShiQi]这一总体评价在苏联[SuLian]和俄罗斯的政界和学术界较为一致。当然，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中有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各个阶段也有所区别，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在这个时期[ShiQi]，苏联[SuLian]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朝着进步与完善方向迈出大的步子，总体上仍然是斯大林时期[ShiQi]形成的那一套模式。

应该指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勃列日涅夫时期[ShiQi]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如有的论者明确指出：“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SuLian]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ShiQi]。”“它为以后苏联[SuLian]的解体准备了条件。”就是说，勃列日涅夫时期[ShiQi]是以停滞和聚集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为主要特征的。这就抓住了这一时期[ShiQi]的本质，从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苏联[SuLian]历史上的确切定位。

（2010年12月6日《北京日报》陆南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