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德国[DeGuo]民众的生存状况很是不错。民族[MinZu]社会主义（纳粹[NaCui]）的吸引力和他们的滔天罪行之间有着共生关系。纳粹[NaCui]的独裁被称为“受欢迎的独裁”，用对外掠夺来的财富在国内大搞福利收买人心。

　　“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罄竹难书”这些词汇都无法描述德国[DeGuo]纳粹[NaCui]的反人类罪于万一，然而纳粹[NaCui]是败于盟军，堡垒并非从内部攻破。德国[DeGuo]内部虽有零星的反抗，比如慕尼黑大学绍尔兄妹的“白玫瑰”组织，共产党人“红色乐队”的地下组织，以施陶芬贝格为首的贵族军官刺杀行动，都没成气候。二战期间，德国[DeGuo]民众的生存状况很是不错。民族[MinZu]社会主义（纳粹[NaCui]）的吸引力和他们的滔天罪行之间有着共生关系。纳粹[NaCui]的独裁被称为“受欢迎的独裁”。

　　德国[DeGuo]民族[MinZu]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的理论基础是种族主义，日耳曼民族[MinZu]或者说德意志民族[MinZu]是优等民族[MinZu]，而其他民族[MinZu]，特别是犹太民族[MinZu]是劣等民族[MinZu]，但对德国[DeGuo]国内的德意志民族[MinZu]的族民保证说，大家都是一个“族民共同体”，族民平等，机会均等。不讲阶级斗争，却讲族民或者说民族[MinZu]斗争。希特勒号召，“要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它应当成为所有国家的样板。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社会藩篱都会被一一拆除。”

　　纳粹[NaCui]党的社会成分工人是大头（1930年统计，26.3%），加上职员和个体户，总计为70%。也就是说，纳粹[NaCui]党的主要社会成分是下层群众。1923年党员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50%在二十三岁以下。1933年希特勒粉墨登场出任总理时，戈培尔三十三岁，施佩尔二十七岁，艾希曼二十六岁，门格勒（臭名昭著的纳粹[NaCui]医生）二十一岁，希姆莱和弗兰克三十二岁，戈林是较为年长的一位，不过也是四十初度。德国[DeGuo]那时就是由这些年轻人执掌大权，希特勒要求他的干部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对于大多数德国[DeGuo]青年人来说，纳粹[NaCui]并不意味着独裁、镇压和言论管制，而是自由和冒险。一些人初出茅庐，便被赋予重任，信心满满，要使国家迎来一个“光辉幸福的未来”。《希特勒的民族[MinZu]帝国》的作者阿利说，民族[MinZu]社会主义“有足够的理由被理解为青年人的专政”，这个专政最终引发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破坏和灾难。

　　这些青年纳粹[NaCui]中不少原是左倾分子，后来成长为杀人魔王的艾希曼说：“我内心的政治定位是左倾的，社会主义和民族[MinZu]主义同样重要。”（第7页）纳粹[NaCui]作家沃尔夫冈·希勒斯曾和布莱希特与贝歇尔（后任民主德国[DeGuo]的文化部长——笔者）合作共事，一起排练颂扬斯大林工业化的赞歌《伟大的计划》，1933年纳粹[NaCui]掌权，他只需把原来文本中的“无产阶级”调换成“德国[DeGuo]”即可完全照搬照用。纳粹[NaCui]所造就的新德国[DeGuo]使得那些在游行示威、唇枪舌剑、打架斗殴中站在另一边的人反戈一击，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为了将族民或者说人民团结在一起，就需要一个敌人，大敌当前，最好动员。犹太人[YouTaiRen]就成了团结德意志人民的黏合剂，很快也成了经济资源。1936年希特勒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种族法》，它剥夺了犹太人[YouTaiRen]的公民权和选举权，是将德国[DeGuo]种族问题推向“最终解决”的法律步骤，因而被历史学家称为“欧洲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法律工具”。划分犹太人[YouTaiRen]的标准并非来自人种学和遗传学，这样太繁杂，会引起太多的争议，而是以祖孙四代人登记在案的宗教信仰为标准。这样就出现了完全犹太人[YouTaiRen]，半个犹太人[YouTaiRen]，四分之一个犹太人[YouTaiRen]的概念。哪些人的婚姻是混合婚姻或特许混合婚姻，也都有明确的规定。于是便出现了不论出身论种族的“自动化分类过程”。

　　纳粹[NaCui]声称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国家”，上台后所颁布的第一批法律就是确保债务人的权利而限制债权人的权利，目的是“遏止人民的贫困化”；1938年更是以法律的名义废除成千上万的债务。“恶意的债权人”有时被当作“德国[DeGuo]人民的败类”而予以严惩。那时被称为“我们的人民总理”的希特勒曾有言：“如果她最贫困的人民是她最忠诚的人民，德国[DeGuo]将是最强大的。”戈林也放言：“房屋的所有者如果冷酷地和毫无顾忌地让贫困的人民无家可归，那么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将失去国家的保护。”（第12页）纳粹[NaCui]党各省部头目反对官僚作风，声称要贴近人民大众，要求公务员“既要不辞劳苦，又要不怕牺牲自我利益，从而才能够公正地实现社会福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