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主席团内部的力量对比来看，赫鲁晓夫处于绝对的少数。但结果是受到群起而攻的赫鲁晓夫最后不仅保住了自己第一书记的职务，而且还给他的主要反对者戴上“反党集团”的帽子，从主席团中清除出去。恰恰是赫鲁晓夫成了1957年这场斗争的大“赢家”。

以往，人们常常把赫鲁晓夫的胜利归结到他得到了中央委员会中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是中央委员会“战胜”了主席团。还有一种说法，中央委员会之所以不顾主席团大多数成员的意见而支持赫鲁晓夫，是由于这些中央委员很多都是由赫鲁晓夫提拔起来的。还有，赫鲁晓夫得到了强力部门领导人的支持，例如国防部长朱可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都充当了搭救赫鲁晓夫于危难的“关键先生”。这些都是促成赫鲁晓夫取胜的因素。此外，一些新的材料还为人们理解赫鲁晓夫的胜利提供了新的角度。

事先就决定了赫鲁晓夫不容易被轻易扳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对他并要求罢免他的理由，更多的是反感他的工作作风和对同事的态度，而非路线之争。就是主席团中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没有一个人谴责赫鲁晓夫的政治路线，即由苏共二十大确定的路线。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尽管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并不完全赞成赫鲁晓夫的做法，他们也知道赫鲁晓夫正是以此作为巩固自己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工具，但是他们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向赫鲁晓夫发难。他们攻击赫鲁晓夫的刀剑，可谓密集而猛烈，但却远离赫鲁晓夫的心脏。受攻击者可能伤痕累累，然而很难被一击致命。作为政治领域的行家里手，也许他们看到了改变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已经不可能，用维护斯大林来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对抗是不合时宜了。命运的逻辑是，他们既然不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动摇赫鲁晓夫，那么他们的反赫之举，就会被引申、联系，甚至强扭到这个问题上。事实正是这样，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愤怒的中央委员们谴责他们的，是他们对三十年代出现的那些悲剧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反对赫鲁晓夫就是为了掩盖、逃避自己的责任。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不仅没能刺倒对手，反而被弹回来的刀锋深深刺中了，而且是心脏。

不仅与赫鲁晓夫没有根本的政治路线对立，甚至反对者还极力避免给人形成这样的印象，因此他们的团结和意志力没有表现出取胜所必需的状态。反对者事先做了准备，包括私下的协商和串联。但是更多的是发牢骚，没有推出核心人物，也没有什么纲领，更不要说具体细致的实施步骤了。这一点与1953年主席团收拾贝利亚的时候大不相同。那时候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批人，有明确的目的，有周密的安排，有果敢的行动。当然，那时候的贝利亚并不处在党的第一把手地位。在苏共的历史上，党的第一把手处置下属不会被说成“反党”，更没有过以第一把手为首的“反党集团”。而如果是下属反对党的领袖，倒是常常沦落为“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成员”，从此断送了政治前程。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需要速战速决，在赫鲁晓夫拿起“反党”帽子扣到他们头上之前逼其就范。6月18日主席团第一天会议上他们近乎突然袭击式的逼宫，表明了他们内心的如意算盘是什么，但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内心的顾虑与胆怯。《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里给人们展现了1957年6月反对派以及被反对派争取的人们的表现。主席团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福尔采娃对赫鲁晓夫怀有不满，她对谢皮洛夫抱怨赫鲁晓夫坚持的经济改革：“我们这是在搞什么？全都瓦解了，全都完了……”并且一定要把办公室的电话盖起来才敢发牢骚，以防有人窃听。但就在主席团会议召开前夕，福尔采娃“脸色苍白，情绪激动”地找到谢皮洛夫，警告他不许把他们之间的谈话泄露出去，并且矢口否认到谢皮洛夫这里来过。布尔加宁在中央全会上就作出了悔过，并且指责是马林科夫等人“把他拖进沼泽”；而伏罗希洛夫则流着眼泪请求中央委员们“原谅一个老人吧！”反对者没有坚持几天就就基本上“缴械”了。全会最后在一人弃权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投弃权票的是莫洛托夫。这就是说，赫鲁晓夫的那些反对者，也都举手同意了这个决议。而他们的这只手，原来是准备在表决赞成罢黜赫鲁晓夫时高高举起的。

赫鲁晓夫的胜利还在于他和他的支持者，在危急时刻把非常手段和程序手段巧妙结合起来。这其中，苏共中央书记处、国家强力部门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是体现这两种手段的集中代表。正是苏共中央书记处——其中大部分书记支持赫鲁晓夫——利用主席团意见出现分歧，反赫鲁晓夫力量稍有放松之际，自行通知分布在全国各地方的中央委员们立即到莫斯科集中，以便召开中央全会。就书记处的职责而言，在没有主席团的决议和授命之下，它是无权通知召开全会的。耐人寻味的是，书记处这一明显的越权行为，没有受到赫鲁晓夫反对者的质疑，他们在措手不及之中，也只能接受这样的既成事实了。事后想来，这是反对者走向失败的第一步。鲁·格·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中对此的评论值得深思，他说：“当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同大多数主席团成员唇枪舌剑的时候，中央机关承担起了秘密筹备中央全会的任务。在斯大林时期被瞧不起、人员构成经常发生变化的中央机关第一次‘凶相毕露’。”国家强力部门领导人，具体说就是国防部长朱可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利用手中权力和资源在最短时间内把分散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提供了取胜的支撑。这个早已为人所知了。但在主席团和中央全会上，朱可夫不是以个人，而是以苏联武装力量的名义警告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不要一意孤行，恐怕就不大为人所知了。《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中写道：在主席团会上，朱可夫就宣布不打算服从主席团的决定。“如果主席团要坚持自己的决定，他将立即通过武装力量的党组织向党提出意见。很显然，朱可夫现在扮演的已不是像1953年6月26日时的警察角色，而是在表示打算成为哗变的国家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在中央全会上朱可夫发言时也是首先强调“他代表国家武装力量说话”。任何人都会看出，朱可夫把武装力量投入到了这场政治斗争，并且以此向反对者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朱可夫一个人就代表了整个军队，用整个军队来威胁党的领导者们，这种做法，以前没有过，当然以后也再没有过。这种很不寻常的做法，只能是出现在朱可夫身上，也只能是出现在那种激烈的政治较量情况下，因此它只能出现一次！就是这一次，为赫鲁晓夫的胜利加上了一个很重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