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夏之间，伦敦街头，忽然跑出一帮“道德家”，自称主张普济众生，反对“为本国一己之利投入战争”。其领袖人物，印刷标语于先，集会演讲于后。彼时英伦，危在旦夕。敦刻尔克退兵未罢，海岸已遭狂轰滥炸。首相关于“我们决不投降”的豪言壮语，本也是全民的共同决定。“英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团结”，值此两党联手，同仇敌忾之时，“一小撮人”的胡言乱语，怎不令民愤鼎沸，千夫所指？于是警方出面干预，战时法庭理所当然升了大堂。

法官人选堪令公众放心。“且看被纳粹夺去二子的波怀恩，如何收拾这帮混蛋！”已成为报界通栏标题。人们普遍谈论大牢苦役和行刑队。然而审判帷幕降下之时，波怀恩法官话语沉重，竟令公众失望之至——“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据我理解，我们的战争，只是保护这个自由。我要说，被告幸而生在这个能自由表达他们主张的国家。我被迫宣布他们无罪”。

据我所知，判决似乎并未得到公众的支持。人们普遍怀疑波怀恩老人何至于“宽容”至此；所有包围过波怀恩的记者，都请他谈谈两位战死的儿子，甚至暗示这位年迈法官的记忆力和心理素质是否还能胜任“女王陛下忠实的裁判人”。而在如释重负的少数人中，例如战时内阁的内务大臣安德逊，却欣慰地指出，这也是一场战争。在英国，仅仅抱有一种意见的行为，决不作为犯罪，不论其意见多么不合舆论。而“伦敦大街标语案”挑起的公众激动，却使英国的法律面临真正的进攻。从这一点而言，波怀恩判决的意义，甚至不低于英国在海岸、在北非进行的抵抗人类文明最凶恶敌人的战争！

二次大战偃旗息鼓，已逾一个甲子。战争早已成为历史的足迹，昔日的恩怨也已为新的合作所取代，然而“伦敦大街标语案”的判决书却留在文明的世界法制史上。正如战后权倾朝野的一位英国政治家对全体公务人员所说：“自由和国土具有同样价值，甚至民族的当前危机和愤怒的公众感情，也不能动摇英国的法律原则。伦敦大街标语案就是一个明证。”

是的，再加任何评价，或许都已是多余的了；而任何关于“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法律和习俗”的“公共秩序保留”，或许都不如由此进行一点认真的反思。而在所有自称为“公民”的人们中，也许波怀恩法官在宣读判决时的最后一句话，更使他们铭刻在心——“我宣告他们无罪。但我坚持认为应该向前方的战士们道歉。没有后者的战争，便没有你们的言论自由。一个滥用权利的人和另一个滥施权威的人，都不能自称为这个国家的公民！”

这就是“伦敦大街标语案”，一场对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进行全面考验的战争。

（2011年第1期《随笔》司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