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清洗”，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斯大林为了清洗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分子，在1936－1939年发动肃反，共逮捕了120万苏共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大清洗”期间，苏联1934年十七大选出的139个联共中央委员，有89个被逮捕并被枪决；在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消失”了。难怪托洛茨基说：“为确立斯大林式的制度，需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党，而倒是铲除布尔什维克党。”

　　这些仅仅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确切数字。除高层以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这已经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谜案。

　　说法一：苏联官方认定350-450万人

　　“大清洗”运动中的镇压人数，学术界迄今没有定论。

　　首先看看俄罗斯人德·安·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此人曾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是当时少数能够看到最机密档案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有多处涉及斯大林时期镇压的人数和规模。据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统计数字等比较权威的资料分析，在1937和1938年这悲惨的两年里，大约有350－45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60－80万人是判了死刑的。

　　“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对被镇压者的人数作一个保守的估计。”沃尔科戈诺夫说：“我有许多文献，它们似乎可以间接地证明，350－450万受害者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

　　这一结论与两年后苏联公布的官方说法比较接近，但仍有出入。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

　　作为官方说法，无论是资料来源还是调查结果，均有一定可信度，但统计显然不够全面。沃尔科戈诺夫认为，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这些人都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范围。

　　苏联的许多大型建筑工程，如地铁、水电站、运河用的都是劳改犯。这是非常残酷的人力使用方法，例如被派到北极圈工地劳动的劳改犯，他们的服装和其他装备都是无法在那里生存的，更不用说劳动了。这些人据说只能坚持一个星期的劳动，然后就会“消失”。这部分死亡人数至今官方仍未能提供确切的数字。

　　而且，只有中央一级公布数字也是不够的，如果不配以各地区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统计，统计数字很难做到全面准确。特别是“大清洗”时期，无法无天现象极端严重，地方各级“肃反”机构乱抓乱杀事件相当普遍，有许多数字已无法统计。

　　在苏联“大清洗”和历次社会政治运动中，不仅仅有“按反革命和最危险国事罪被判刑”的，还有许多按其他原因被判罪的，如所谓“破坏集体财产罪”、“破坏国家财产罪”、“破坏生产罪”、“破坏劳动纪律罪”、“不能完成播种计划罪”，等等，其中有大量过不当罚、罪不当判的受害者。

　　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颁布的“麦穗法”，一些人只是在集体农庄麦田里揪了几穗麦子，就要被关进劳改营达10年之久。这些人都是按刑事罪判决的。其实,他们作为“破坏分子”，犯了“破坏集体财产罪”，属于政治罪。

　　类似的例子在那个时代非常多。如在弗拉基米尔省苏兹达尔区，两个少年因为夜间牧马时在集体农庄菜园里摘吃了3条黄瓜，他们就被法院判了8年徒刑。事实上，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还有30万人因为没有出工、没有完成劳动日的任务、捡了“麦穗”以及其他问题被判刑。

　　这场镇压运动还波及到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等等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载，得靠师徒代代相传。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0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转变到八小时工作日、七天工作周和禁止职工擅离企业和机关职守》的法令。依据法令，职工擅离职守、迟到或早退，要判2个月到半年(还要扣除25%工资)就地劳动改造。按照这种“破坏劳动纪律罪”，仅在1940年下半年，就有209万人被判刑。

　　可见，无论“破坏集体或国家财产罪”，还是“破坏劳动纪律罪”，许多因“重大反革命罪”之外而判刑的人，都不在上述官方历次统计之列。

　　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