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通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如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二版，2009年12月第18次印刷；潘润涵、林承节著：《世界近代史》，北京大学2000年版；吕一民著《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包括贵族和王权），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要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国内通行的教科书就是这样说的。然而法国学者乔治·勒费弗尔著《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以下简称《降临》）却提出一个令人颇感意外的观点：法国大革命是由贵族发动的，而资产阶级是被贵族和国王“推”上政治舞台的。贵族和国王为什么要自寻掘墓人？革命的发动者为什么最终被革命埋葬？这都是十分有趣的问题。

该书通过对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分析把法国大革命分为四种，也是四场革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众（城市市民）的革命和农民革命。这四种革命就像戏剧一样，一幕幕地展开。不过，法国革命这场戏与一般的戏剧不同：它既没有导演，也没有剧本，剧情的发展完全靠“演员”自己登台即兴表演；革命的结果也出乎人们的预料，甚至连“革命”这个概念事先都不为革命者明确意识到。正像汉娜·阿伦特所说：“在加入到后来才证明是一场革命的事业之前，演员们丝毫也无法预知这场新戏剧的情节将如何发展。”（[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这也印证了另一位美国学者的论断：“革命是发生（happen）的，而不是制造的（make）的。社会革命是多种社会力量在某一历史时刻复杂交织的结果，革命的最终后果超出了任何单个参与主体的意图。”（[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法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要由贵族来发动？贵族为什么能够发动革命？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针对资产阶级发动领导法国大革命、以及“人民揭竿而起，推翻了专制主义和贵族统治”等流行说法，《降临》比较了当时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人民并非原初的推动力量。没有合法表达手段的资产阶级，在迫使国王诉诸民族的过程中作用甚微，农民和工人阶级的作用则更小。特权团体才有迫使国王屈服的必要手段：僧侣有僧侣会议，贵族盘踞在各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里，正是这些机构迫使国王屈服。贵族发动了大革命，平民则完成了它。1788年，大革命的第一幕在于贵族阶级的胜利。他们利用政府危机，希图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夺回曾被卡佩王朝剥夺了的政治权威。在搞垮了维护其至高无上地位的王权之后，贵族阶级为资产阶级革命，继后城市里的群众革命和最后的农民革命开辟了道路，并发现自己亦被埋葬在旧制度的废墟下。”

那么贵族又是怎样发动革命的呢？这就需要了解革命的起因。法国革命的起因主要是税收问题。大革命之前，国家已经濒临破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国王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正如《降临》所说：“如果国王不召集三级会议——但这实际发生了——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革命的直接原因在于路易十六找不到任何其他途径解决政府危机。”

人们通常认为，当时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是欧洲大陆专制主义的典型，实际上，法国的王权仍属于“有限王权”。英国学者多伊尔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依靠的是臣民的顺从。与现在相比，18世纪更是如此。”（[英]威廉·多依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正因为王权有限，国王不能随意征税，需要通过合法手段、经过合法组织的同意才能征税。在英国，议会的力量较为强大，有效限制了国王的征税；而当国王起而反抗这种制约时，便与议会发生冲突，由此爆发英国革命，结束了绝对主义王权的统治。在法国，因绝对主义王权强于英国，决定国家税收的正式机构——中央三级会议长期没有召开，但是地方的三级会议依然有较大的力量，由大贵族组建的各高等法院也起了较大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就是由高等法院揭开的。高等法院不仅是司法机构，还是贵族参政、议政的机构，有巴黎的和地方的两种。巴黎的高等法院曾多次驳回国王的财政预算，认为“王国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地设立税收和征税，它必须事先得到最高法院的同意。最高法院是阻止政府为所欲为的制约。”（〔法〕米歇尔·卡尔莫纳：《黎塞留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7页）1788年，为对抗路易十六不合理的增税方案，巴黎高等法院庄严地发表宣言《民族权利和君主制根本法》，明确提出制约王权，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响应。这一运动已被称为法国史上的“贵族革命”（不是《降临》中所说的“贵族革命”），它恰是1789年（仅一年后）法国大革命的先声。

问题是，贵族为什么要对王权发起进攻？众所周知，法国的贵族比英国贵族享有更多特权，从王权那里得到许多的好处。按理说，他们应该是绝对主义王权的忠实维护者。然而据《降临》所说，事实上，卡佩王朝（在波旁王朝之前）的历史很大程度就是与贵族斗争的历史。有时候王权胜出，有时候贵族重新夺得优势。贵族反对王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族下层因为陷于穷困而对旧制度不满，希望有一个大的改变，能建立一个新秩序。对于上层贵族来说，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特权，希望在政府中取得更多权力，这样势必与王权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与资产阶级靠近，因而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较多现代的自由思想。实际上他们早就有贵族自由传统，这是他们接受现代自由思想的基础。拉法叶特、孟德斯鸠、米拉波都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派贵族：拉法叶特曾亲身参加美国革命，是美、法两次革命的元勋，公认的“两个世界的英雄”；孟德斯鸠撰写《论法的精神》等著作激烈反对专制主义，对大革命的爆发起到重要的鼓动作用；奥尔良公爵的府邸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公共传播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