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大批西欧犹太人流亡中国上海。无论是政权的更迭，还是时局的变化，在中国居住的犹太人都没有受到任何歧视。虽然国民政府在西南边陲设立犹太人特区安置难民的计划最终未能全面实施，但中华民族彰显的人性光辉却为世人所敬仰。

　　1938年，纳粹德国侵吞奥地利后，在欧洲掀起新一轮排犹浪潮。犹太人面临生存威胁，开始向世界各地流亡，而中国上海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流亡地。1939年2月，重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在中国的西南边陲划定犹太人特区，安置逃亡来华的犹太难民。

　　笔者最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的档案中，发现了国民政府筹议此项计划的始末。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计划没有全面实施，但中国人为此努力而闪耀的人性光辉，却成为当时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弥足珍贵的一抹亮色。

　　为犹太难民设计“诺亚方舟”

　　1938年11月12日，纳粹德国紧急制定了剥夺犹太人尊严和权利的措施。内容包括：迫使犹太人把焚毁的教堂清除干净，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人使用；强制每个犹太人佩戴有“J”字母的侮辱性标记；甚至还强迫受迫害的犹太人向纳粹赔偿10亿马克。

　　德国《国家公报》公然宣布把犹太人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并且剥夺他们的剩余财产，赶入犹太隔离区。犹太人的生活因以上种种清洗措施而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无奈之下只有背井离乡，流亡世界各地。

　　许多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国度纷纷对犹太人施以援手，尤其是中国上海，对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成千上万的“被逐犹人汹涌而至”。除中国人民对犹太民族的深切同情外，上海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它是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自由进入的城市。

　　上海自清朝末年就出现的租界完全由西方人管理，中国政府无权管辖，所以被称为“国中之国”。中国人不能随便进入，但是西方人却可以自由进出。1937年，日军侵入上海后占领了非租界区。

　　此时，中国政府撤出，汪伪政权尚未建立，而英法等国只是租界的管理者，并没有权力发放签证，如此这般，租界就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这无形中为慌不择路的犹太难民打开了方便之门。

　　但此时的上海租界形如“孤岛”，“苦于无法容纳，正计划限制入口之法”。且周边被德国的盟友日本军队占领，犹太难民衣食堪忧，缺医少药，处境艰难。尽管中华济难总会等慈善机构几次为他们募捐；英、美、法等国驻沪领事馆迫于侨民压力，也提供一些帮助，但这都是杯水车薪。

　　犹太难民的境况引起了租界内外各界人士和中国民众的广泛同情，也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一项计划提上议事日程，那就是为犹太难民设置一个庇护所在，为他们打造一艘“诺亚方舟”。

　　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在陪都重庆受到“英国欲以巴勒士坦为犹太人建一永久之所”的启发，经过深思熟虑，在1939年2月17日，向国防最高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提案：提议在我国西南边区划定寄居区域，安置逃亡来华的数万犹太难民。

　　犹太特区计划实施受阻

　　提案提出：“在西南边区接近国际路线之虞，划定若干方里，为犹太人寄居区域；由中央制定中央及地方长官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划该区域建设及管理事宜；由上述委员会负责发动国内外有地位声望之犹太人领袖，一致回应并参加推进此项计划；另设犹太人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关，尽量介绍其专门人才，为我后方建设各部门之用。”

　　孙科的提议得到不少人的赞同。这不仅表达出中华民族对犹太难民的拳拳关爱，而且是一个双赢，甚至多赢的计划，如能付诸实施，也可能获得国际上拥有强大财力的犹太裔商人、银行家、实业家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援与帮助。

　　当时国民政府各部门为此发文、协商、论证，基本上考虑于中缅边境的云南腾越（今腾冲）、蒙自两地划设犹太人特区。该地区地处内陆，物产丰饶，气候暖热，人口稀少，环境安宁，又靠近与英属缅甸相衔接的国际公路，交通便利。

　　滞留于上海租界内的数万犹太难民经海路到达缅甸或泰国，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云南境内。而从欧洲经地中海乘船出逃的犹太难民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就可驶往孟加拉湾，到达缅甸，再经印缅公路进入云南，比去上海租界要近得多。

　　此项计划倘若成功，无疑是为千千万万身处绝境中的犹太难民打造了一艘如基督教圣经中所言“诺亚方舟”一般的生命之舟。孙科为此亲赴黄山别墅拜访蒋介石，探询他对“筹设犹太人特区”的态度。

　　此时德国已召回军事顾问，但蒋介石仍对德中友谊抱有幻想，且此时正集中精力指挥长沙、南昌等地的对日作战，因此未置可否。孙科只好联络于右任、孔祥熙等同情犹太民族悲惨处境的国民党高层人士，希望尽快促成此案。

　　不久，孙科从情报系统得知，日本内阁和军部也在酝酿一项绝密的建立犹太人安置区的“河豚计划”。“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英美等国拒绝对“满洲国”进行投资，致使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中国东北，却没有资金开发这块广袤而富饶的土地。日本迫切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中了自清朝末年就定居东北且以经商而闻名的犹太人。

　　“河豚计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即希望通过扶植、亲善犹太人来巩固他们在“满洲国”的统治，并影响英美的对日态度。日本人之所以把犹太人比作河豚，是既觊觎犹太人的财富，又忌惮犹太人的势力，认为要去其“毒素”后，方能食其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