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上午10时，浙江省温州市殡仪馆8号告别厅。几天前还活蹦乱跳的王志杰此刻却安静地躺在火化炉前，孩子的亲人已是泣不成声。

　　“虽然舍不得，但这也是孩子生命延续的一种方法。”孩子的父亲王清林说，1月12日，面对救治无望的儿子，在医生的提议下，他们决定孩子身故后无偿捐献[JuanXian]器官[QiGuan]，“孩子火化了也是一无所有，希望能帮助到需要的人。”

　　据了解，目前孩子的肝脏、肾脏已经让包括一个仅13个月大的小女孩在内的3名病人重获新生。年仅4岁半的王志杰由此成为温州首位儿童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者。

　　无疑，得到捐献[JuanXian]的13个月大的小姑娘是幸运的，她遇到了王志杰一家人。

　　“近两年来，我国健全了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的程序、理清了组织架构，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是个特别严格谨慎的事情，在过程中需要第三方见证、死亡标准判定等等专业参与。”北京市人体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南区工作站的工作人员王璐说。

　　“以前，我国器官[QiGuan]来源主要有死囚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亲属活体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和公民逝世后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三条途径。死囚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由于有悖于世界普遍接受的伦理学原则，会逐步减少并最终取消；亲属间活体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由于会对捐献[JuanXian]者造成创伤和健康隐患，同时也滋生伪造亲属关系的器官[QiGuan]买卖市场，这一渠道也不宜提倡；公民逝世后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解决器官[QiGuan]来源的最佳途径。”北京大学医药人文研究院副教授王岳介绍说。

　　王璐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北京市每天都有患者因等不到器官[QiGuan]移植而死亡。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我国目前约有150万患者急需器官[QiGuan]移植，但受捐赠器官[QiGuan]少的制约，每年器官[QiGuan]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器官[QiGuan]来源的严重匮乏成为制约我国器官[QiGuan]移植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

　　“自2011年3月启动人体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试点以来，至2012年年底，38个试点单位完成人体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500例，北京完成第一例已是2012年12月底。虽然在进步，但不得不承认这个数量还是太少了。”王璐说，造成“太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以北京市为例，很多到我们这里表示愿意捐献[JuanXian]器官[QiGuan]的志愿者是不符合标准的，只有在60岁以下、原发病为脑部疾病、身体器官[QiGuan]条件较好的志愿者是合格的，除此之外比如说癌症患者等都是不可以的。另外，涉及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的捐献[JuanXian]者我们也是不接受的。”王璐说，“我国的捐献[JuanXian]一定是自愿无偿的。我们也接到过电话，说‘我要卖个肾’,这属于非法行为。”

　　在王岳看来，“太少”的背后是供体渠道的“不畅通”以及立法体系的缺失。2007年5月1日颁布的《人体器官[QiGuan]移植条例》是里程碑式的立法，“条例实施之后，非血亲、姻亲以及收养关系的活体器官[QiGuan]移植手术被基本叫停，活体器官[QiGuan]移植仅限于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有证明存在因亲情而帮扶的人员之间。但是，在叫停以前混乱的活体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地打开供体提供的渠道”。

　　“我国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移植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全面、不完善，离建立一套完整的器官[QiGuan]移植法律体系仍差距较大。”王岳举例说，比如说器官[QiGuan]移植离不开的脑死亡标准，“这方面在我国是空白状态”。

　　“当务之急，是建立完整的器官[QiGuan]移植法律体系，而不是具体的一部法律法规。法律体系的建立不仅仅是卫生部的问题，还需要相关部门的协同等等。此外，我国还亟待建立生前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预嘱制度。这一系列是个系统工程。”王岳说，通俗讲也就是生前的意愿调查制度，“可以在换领第二代身份证或驾驶执照的时候，有关部门为此准备一个意愿调查表。我们曾就此在北京做过调查，市民对于此类调查还是很欢迎的，而且也愿意捐献[JuanXian]器官[QiGuan]”。

　　在器官[QiGuan]资源短缺，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王岳认为“无偿捐赠的器官[QiGuan]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而不完全由医院、医生决定甚至被非法器官[QiGuan]中介用来牟利，是有意捐献[JuanXian]者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这就需要一个透明原则贯彻始终。由于目前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的尚不透明，造成一些人可以得到多个器官[QiGuan]移植，有人在等待中死亡。”王岳说，从法律的角度，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移植要求程序的正义，“由各地的红十字会或者血液中心建立一个透明的捐献[JuanXian]器官[QiGuan]的分配中枢，强调一个机会公平的价值取向”。

　　据悉，2011年，卫生部已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在全国163家拥有器官[QiGuan]移植资质的医院试点“中国器官[QiGuan]分配与共享系统”。卫生部要求公民捐献[JuanXian]的器官[QiGuan]通过此系统进行统一分配。

　　“透明原则的实现，还需要强调社会力量的参与，不可以由所谓的政府职能延伸部门大包大揽。”王岳建议说，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是一种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可以用来确保透明。

　　“在有关部门组织架构、政策法规、捐献[JuanXian]热线等一系列架子搭起来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宣传。”王璐向记者建议说。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专家卓小勤也向记者提出，目前传统观念阻滞的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需要有关部门以及全社会的大力宣传，“只有让百姓明白、了解器官[QiGuan]移植，不让其有惧怕之心，才能向前推进其发展”。

　　“我国的人体器官[QiGuan]捐献[JuanXian]前进之路，单靠‘堵’是不可以的，要大量透明地增加供体的数量，要疏导。”王岳说。赵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