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WoMen]最困难的一个[YiGe]问题是没有钱，中央给了5000万元建设性长期贷款，尽管利息很低，但还是太少了。当时湖里动工，“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讯、通邮、通车和平整土地）要花三四个亿，5000万是远远不够的。怎么办？谷牧同志[TongZhi]传达了小平同志[TongZhi]的指示，如果政府搞建设资金不够，可以向外借，在建设资金上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个太好了。谷牧同志[TongZhi]协调外经贸部，由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魏玉明同志[TongZhi]替我们[WoMen]搭桥，把科威特海湾基金会引进来，向他们借了2200万美元来建机场。当然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湖里建设的钱怎么办？我们[WoMen]向香港中银集团借，他们提出要和我们[WoMen]合作搞一个[YiGe]公司，由公司来投资建设，这样就成立了一个[YiGe]联合发展公司。他们提出，由我兼任董事长，江平（厦门[XiaMen]市原副市长、原特区管委会第一副主任——编者注）兼任总经理。我说可以，只要能把钱借给我们[WoMen]，条件好解决。我派了几个得力的同志[TongZhi]担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他们也派了人，公司很快就成立了。后来根据中央精神，我和江平同志[TongZhi]都不兼任公司职务。后来搞港口建设，又向世界银行借了3亿多资金。建港口一事，交通部有个规定，港口需由国家投资。我们[WoMen]厦门[XiaMen]要建，但资金又不够，他们就提出，如果我们[WoMen]能出60%也就是2/3的资金，我们[WoMen]就可以建。这是一个[YiGe]难题，但是我们[WoMen]认了，接着通过财政部向世界银行借钱，世界银行经过评审，答应借给我们[WoMen]这笔钱。资金来源就是这样解决的，可以说是举债搞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个[YiGe]就是通讯设施。当时四个经济特区中，我们[WoMen]是第一家建立起程控电话，比深圳还早。解决对外通讯，钱是向日本借的。为什么要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抓机场、港口和通讯？因为有一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1981年厦门[XiaMen]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很多校友都在东南亚、香港，但回厦门[XiaMen]要绕道走一个[YiGe]星期才能到。他们都是经济方面的风云人物，一到厦门[XiaMen]打开我们[WoMen]的报纸，只有政治内容，没有经济新闻，没有香港恒生指数，没有股市信息，给家里人打长途电话要先挂号，长途大概要三四个小时才能接通。有人就说，这样一个[YiGe]地方怎么能办特区？有的甚至说，到厦门[XiaMen]，腿也短了，耳朵也聋了，眼睛也瞎了。我到厦门[XiaMen]后，听到这些反映，觉得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这是搞经济建设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我们[WoMen]也感到时不我待。通过向外筹资，我们[WoMen]在金融体制改革上就走出了一步，用改革来解决资金问题。

　　第二，抓培养人才。当时我们[WoMen]计划利用两年时间抓紧培养人才，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办了一所鹭江职业大学；二是请厦门[XiaMen]大学增加几个班为我们[WoMen]代培，我们[WoMen]送一批人到厦门[XiaMen]大学，主要是攻外语，培养专门人才；三是办成人职业院校，培养一批年轻的工人、干部。我们[WoMen]把小学当作成人夜校，小学校舍不够用，把中学也拿来办。一次，中央一位领导来，我请他晚上9点半去看一道风景。9点半到学校一看，都是成年人；四是办了旅游学校、电子学校，并建了三个培训中心。每一个[YiGe]工人，确定上岗后都要到培训中心去进行专业培训。我们[WoMen]通过这些措施来培养各类人才，有人因此给我们[WoMen]起了一个[YiGe]名字叫“知识分子办特区”。我们[WoMen]的目的是让投资商来这里投资时能够找到有一定素养的员工和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