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陈独秀[DuXiu]因“剪辫”事件“被遣返回国”后，到上海帮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日报》。陈独秀[DuXiu]以“秦风”的笔名发表了《读<法国[FaGuo]革命[GeMing]史>作革命[GeMing]歌》，此时，他对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已相当了解了。他还同苏曼殊合译了法国[FaGuo]大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在该报上连载了11回。在陈独秀[DuXiu]与苏曼殊唱和的《本事》诗中有“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的诗句。丹顿是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从此诗中可以看出陈独秀[DuXiu]对于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的向往。1904年，镜今书局打算出版《悲惨世界》单行本，陈独秀[DuXiu]担任译著的整理和润色。他从第11回译至14回，书名重新定为《惨世界》。实际上，该书第7回到第13回，是脱离了原著的另外一个故事的创作，而其中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以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为背景的。

　　1915年至五四运动前夕，是陈独秀[DuXiu]早期民主思想的形成期，其标志是他于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一号起改为《新青年》）。《青年杂志》的封面上印有ＬaJeunesse，就是法语“青年”的意思。当时，青年们经常用ＬaJeunesse来称呼《新青年》，可见法国[FaGuo]文化和法国[FaGuo]民主思想对陈独秀[DuXiu]本人和他的同时代人的深远影响，也说明了陈独秀[DuXiu]用此副标题是别有深意的。陈独秀[DuXiu]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百余篇文章中，有不少是介绍法兰西文明的。在《新青年》创刊号上，他一连发表了3篇文章，都涉及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DuXiu]提出青年努力的6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都是来源于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的思想和启蒙主义思想。

　　陈独秀[DuXiu]在该文中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正式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在《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一文中，陈独秀[DuXiu]曾评价说：“自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由斯以谈，人类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他认为近世欧洲三大文明——人权说、进化论、社会主义“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陈独秀[DuXiu]对法兰西文明的赞誉溢于言表，几乎达到了“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境地。

　　在《新青年》前几卷中，陈独秀[DuXiu]选择刊登的关于法国[FaGuo]的《现代文明史》、《妇人观》、《法兰西人之特性》、《欧洲七女杰》等文章，也是出于其对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的倾心而专门安排的。对于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十九世纪欧洲历史的走向，陈独秀[DuXiu]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法兰西革命[GeMing]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之权利只可言也。”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的，正是以《人权宣言》作为其原则的法国[FaGuo]革命[GeMing]。陈独秀[DuXiu]还认识到了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对于中国革命[GeMing]的借鉴意义：“法兰西流血十数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他认为中国革命[GeMing]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广大民众的参与，而要发动民众，就离不开民主思想的广泛宣传。因此，陈独秀[DuXiu]最终将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了法国[FaGuo]启蒙家卢梭倡导的“公意”上。

　　陈独秀[DuXiu]赞同卢梭把伦理道德问题的解决视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他认为，“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GeMing]，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GeMing]，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章，垢污深积，并次虎头蛇尾之革命[GeMing]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GeMing]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如何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要解决中国面临之双重危机，仅政治上的觉悟是不够的，“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