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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法兰西文明情结--中国年鉴(3)
通过以上法国[FaGuo]文化对陈独秀[DuXiu]思想影响的分析，不难看出陈独秀[DuXiu]早期民主思想的几个特点：
第一，陈独秀[DuXiu]的民主思想把中国人向西方(这里主要指法国[FaGuo])的学习推向更高一个层次。中国知识分子介绍法国[FaGuo]启蒙思想及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并非从陈独秀[DuXiu]始，早在1898年，康有为为了推动维新变法，向光绪皇帝进呈《法兰西革命[GeMing]记》，后来又写了《法兰西革命[GeMing]史论》，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的历史。但在康有为的笔下，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充满着血腥和恐怖，其目的是以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之酷烈来敦促皇帝尽快变法，实行君主立宪。他的学生梁启超也写过《卢梭学案》、《蒙德斯鸠之学说》、《变法通义》等多篇有关法兰西文明的文章。
他称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结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称卢梭为“近世医国之国手”。但一涉及中国是否应该举行暴力革命[GeMing]问题时，梁启超便立即改变态度。比如，他说：“法国[FaGuo]革命[GeMing]后，则演成恐怖时代，长以血迹污染其国史，使千百年后闻者就为之股栗，为之酸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GeMing]领袖孙中山从理论和实践都效法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和美国独立战争，他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说：“法兰西民主政体已经成立……中国大革命[GeMing]后，这种政体最为适宜。”并坚定不移地主张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但孙中山向西方学习仍停留在制度层面上，不大注重对国民的启蒙教育。陈独秀[DuXiu]则不仅充分肯定了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而且追寻了法国[FaGuo]大革命[GeMing]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革命[GeMing]前有很长时间的启蒙运动。
于是，陈独秀[DuXiu]等人以法国[FaGuo]启蒙思想家为榜样，在中国发起了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的伦理、道德、文化、学术，借以唤醒国人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的意识。这样，陈独秀[DuXiu]的民主思想就把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推到一个更高层次——伦理道德层次。陈独秀[DuXiu]不仅注重思想启蒙，而且参加到政治斗争中去，主张用暴力推翻北洋政府，其“激进”程度比之法国[FaGuo]启蒙思想家也毫不逊色，更在康梁之上。
第二，陈独秀[DuXiu]早期民主思想有着矛盾和混乱的一面。从辛亥革命[GeMing]到五四前夕，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有许多问题需要当时的思想家来解答。而且，陈独秀[DuXiu]肩负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任务，企图举思想革命[GeMing]与政治革命[GeMing]“毕其功于一役”，这在短期内是难以完成的。仅从他民主观来看，就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陈独秀[DuXiu]民主思想的渊源，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他尤其崇尚法兰西文明，主张以法为师，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为此，他著书立说，奔走呼号，宣传民主不遗余力。但他移植来的民主，除少数经过加工而稍有中国特色外，大部分都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这样就出现了时代的错位：20世纪的中国思想家，还要以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为思想武器，在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GeMing]时代，仍然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另一方面，陈独秀[DuXiu]民主思想的主要部分，即对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及国家政治法律等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可在民主的实施方案上却不免生搬硬套。比如，他把容许反对派的存在看作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主张各种势力间的宽容，而且还错误地把中国的三大政治势力等同于西方国会中的党派，主张由“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认为通过容让就可以和平共处，实现政治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