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于两个多月前在福建长汀县被捕的。此时距离他离开上海[ShangHai]，到达中央[ZhongYang]苏区工作仅仅一年。

　　当时，抓获他的敌人暂时还不知道，这个恂恂儒雅的弱质书生，就是中共[ZhongGong]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大名鼎鼎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在1927年夏，中国共产党面临建党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时刻被推上历史前台的。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从华东杀起，继而延展到华南、华中。全国的共产党员从原先的六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

　　处在四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和湖南军阀何键眼皮下，中共[ZhongGong]“八七会议”只匆匆开了一天。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批判了党内路线错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决定由瞿秋白领导全党。会议上，瞿秋白所做的报告中说：“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取民权，是要以革命[GeMing]方法来争得民权。”

　　“八七会议”后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确定了土地革命[GeMing]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到全党后，从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湘赣边界，湖北公安、石首、沙市、通城、孝感、麻城、黄安等地，江西德安、鄱阳、弋阳、万安，广东海丰、陆丰、琼崖，河北玉田等地相继发动了武装暴动。

　　然而，为什么会在危急时刻推举瞿秋白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说清的谜。

　　在全党众多领袖人物中间，弱质书生的瞿秋白并不具领袖气质。在共产国际[GuoJi]一再强调领导层必须是工人成份的情况下，瞿秋白更是不符合要求。事实上，在7月12日，由鲍罗廷主持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中，选出的由五个常委组成的政治局中并没有瞿秋白。据蔡和森回忆：“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GuoJi]讨论中国革命[GeMing]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

　　但在短短一周后，当鲍罗廷前往庐山，借休养之名决策改组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员时，却没有邀请政治局的五人常委，而单独只请了瞿秋白一人。7月21日，当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后，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党中央[ZhongYang]负责人。

　　对于这一急遽的转变，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在前苏联解密的大量史料中，就连当时来自共产国际[GuoJi]的鲍罗廷和罗明纳兹也语焉不详。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陈铁健分析，在大革命[GeMing]失败后，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此前表现出来对“右倾”的反对态度最为鲜明，因而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陈铁健也表示，瞿秋白“浓厚的诗人气质、教授式的文雅风度，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GeMing]，又时时刻刻受制于共产国际[GuoJi]及其驻华代表，当然是力不从心的。”

　　瞿秋白自己则在事后直言不讳地表示，“八七会议”后登上最高领导人位置，是“历史的误会” （《多余的话》）——

　　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

　　这也就为随后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