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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秋之白华——瞿秋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3)
“弱者的道德”
“八七会议”次年初春，革命[GeMing]热潮依然涌动，盲动政策已经初露端倪。这时，中共[ZhongGong]“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在苏联时，李立三坚持中国革命[GeMing]仍处在高潮期。他的固执惊动了斯大林，后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三次接见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主席团成员。斯大林费尽口舌，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出起起伏伏的曲线，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点浪花。斯大林解释说，这说明中国革命[GeMing]在现时期已经处于低潮，革命[GeMing]是在低潮期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但切莫把浪花看做高潮。
在权威面前，争论暂时被搁置。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ZhongGong]驻共产国际[GuoJi]代表团团长，李立三回国成为实际上的中共[ZhongGong]中央[ZhongYang]负责人。他立即开始酝酿以武汉为中心，包括广州、上海[ShangHai]、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在内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这个计划因其推行之雷厉风行，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红军[HongJun]在攻打武汉时，部队16000人损失了15000人，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ZhongGong]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侦缉和破坏。
1930年9月，在苏联驻留两年的瞿秋白被共产国际[GuoJi]派回中国，在上海[ShangHai]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HongJun]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是在“八七会议”纠正右倾的三年后，瞿秋白再一次受命出手，方向则是纠正左倾。
在处理“立三路线”时，瞿秋白多少有些手下留情，只要求李立三做了检讨，而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追究，李立三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
瞿秋白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我当然间接的负责立三路线的责任。”
而随后发生的事，却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召去苏联学习。12月初，共产国际[GuoJi]东方部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竟把错误加在了不在场的瞿秋白头上。共产国际[GuoJi]负责人曼努伊斯基有针对性地说：“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他希望“立三同志[TongZhi]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
在这样的引导下，李立三说“我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TongZhi]影响之下”，“秋白同志[TongZhi]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这一指责，正中共[ZhongGong]产国际[GuoJi]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下怀。
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和瞿秋白早有过节。1928年6月，中共[ZhongGong]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ZhongGong]驻共产国际[GuoJi]代表团团长。当时，安徽籍学生王明诬陷中山大学部分同学结成了反革命[GeMing]组织“江浙同乡会”，瞿秋白派出邓中夏和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结果表明并非如此。但米夫坚持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并在公开场合说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心直口快的瞿秋白便向共产国际[GuoJi]提出了撤销米夫的共产国际[GuoJi]东方部副部长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被米夫知道了。
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GuoJi]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ZhongGong]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共同审查，作出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本不存在的结论。可是，在米夫心里，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1931年1月7日，米夫前往上海[ShangHai]主持中共[ZhongGong]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集中批评的便是“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路线”。
王明早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先于中共[ZhongGong]中央[ZhongYang]知道共产国际[GuoJi]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共产国际[GuoJi]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发言《为中共[ZhongGong]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两章将近3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TongZhi]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 “现有中央[ZhongYang]政治局领导同志[TongZhi]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GeMing]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此时，李立三身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在会上成为活靶子。根据米夫的授意，“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被推至中共[ZhongGong]中央[ZhongYang]领导核心。瞿秋白则蒙冤受屈，被撤销政治局委员。他在《多余的话》中回忆：“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