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一大[YiDa]代表[DaiBiao]的人数到底是多少？

　　关于出席中共[ZhongGong]一大[YiDa]的代表[DaiBiao]人数，以前存在着到底是十二人还是十三人之争。由于不同时期不同与会者的回忆有出入，引起在这一问题上的长期分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ZhongGuoGongChanDang]历史（上卷）》认为“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DaiBiao]12人”，名列十二位代表[DaiBiao]之后，加了一句“参加大会的还有包惠僧”，并在注释中说明包惠僧为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到上海参加会议的。中共[ZhongGong]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ZhongGuoGongChanDang]历史（第一卷）》中则改称有“13名代表[DaiBiao]”，包惠僧的代表[DaiBiao]身份得以确认，但仍被冠以了“陈独秀指定”的定语，这依然是一个变相的“十三人”说。

　　其实，除大量回忆录外，持“十二人”说也是有权威的史料根据的。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ZhongGuoGongChanDang]代表[DaiBiao]大会》是中共[ZhongGong]一大[YiDa]结束时或结束后不久写成的正式报告，其中就明确主张十二人，甚至连这十二个人的地区分布都写得很清楚，是“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DaiBiao]、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DaiBiao]”，加起来正好十二人。关键是除日本外，哪个地区派出了一位代表[DaiBiao]，是哪个人被《中国共产党[ZhongGuoGongChanDang]代表[DaiBiao]大会》的执笔者在认定参加大会的代表[DaiBiao]时从十三个人里面排除了。研究认为，被排除的这个人应该是中途离开大会的陈公博。中共[ZhongGong]一大[YiDa]遭法租界警察搜查后，在嘉兴南湖开最后一次会议时，唯独不见了陈公博。这件事，不仅与会的张国焘和周佛海在回忆录中都大加揶揄，而且陈公博自己在会后不久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也承认不讳，所以肯定是真有其事。陈公博因大会结束时不知去向而被排除，加上南湖游船上的十二名代表[DaiBiao]，总共为十三人。

　　《中国共产党[ZhongGuoGongChanDang]代表[DaiBiao]大会》并未说包惠僧代表[DaiBiao]陈独秀个人，而将包视为代表[DaiBiao]一个“地方”的代表[DaiBiao]。因此广州和其他国内地区一样，也有两名代表[DaiBiao]，包惠僧和陈公博。

　　一大[YiDa]时，“南陈北李”均未与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中共[ZhongGong]一大[YiDa]令人不解的问题还有“南陈北李”均未与会。《中国共产党[ZhongGuoGongChanDang]历史（第一卷）》中说：“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职员代表[DaiBiao]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南陈北李”工作繁忙是肯定的，但仅以此作为他们缺席中共[ZhongGong]一大[YiDa]的原因，理由也许并不充分。事实上，陈独秀在中共[ZhongGong]一大[YiDa]之后的9月就回到了上海。所以，如果稍微推迟会期，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很有可能出席。可是，实际上没有等他们就开会了，分析原因，应该是由于当时身负使命的共产国际代表[DaiBiao]急于召集大会使然。

　　关于这一点，当时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党的李达曾在其自传中说：“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DaiBiao]大会，宣布中共[ZhongGong]的正式成立。”陈独秀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但同样为党的创建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李大钊却没有在中央任职，对其原委也是众说纷纭。

　　一大[YiDa]代表[DaiBiao]中的大多数人，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始终坚定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李达、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王尽美七人。但有的因与党内同志产生过意见分歧，甚或个人恩怨，离开了这条曲折而光明的道路，成为党内反对派。经过或长或短的反复之后，他们又都做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也有的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思考他们为什么会在相同的起点上，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或许正是《谁主沉浮——中共[ZhongGong]一大[YiDa]代表[DaiBiao]沉浮录》作者写作本书的一个深层原因。

　　人生即历史，人生是谜，历史更是谜。解开了人生的谜团，也就看到了历史的谜底。（作者为人民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