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历史的“暗室”：周海婴早期摄影集》，张永林，周令飞 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这本堂皇名曰“摄影集”的册子里，记录着我的人生。上世纪40年代，母亲曾为我的初学摄影簿亲笔题写“雪痕鸿爪”、“大地蹄痕”，我和摄影有缘或许并非偶然。

　　我出生100天便被父亲抱去上海知名照相馆拍了照片，自儿时开始潜意识里对照相不陌生，甚至有莫名的新奇和亲切感。在镜头前我收敛调皮变成乖乖儿，这是镜头随人选择的奇妙，抑或是我10岁便拿起相机开始记录人生的机缘。

　　回溯到1936年秋末，父亲过世后，悲痛的母亲健康状况很不好，于是一位蔡姓阿姨建议母亲去杭州异地休养，她认为这样至少有助于减轻失去亲人的哀伤。母亲自然不能丢下方才8岁的我，让我随去做“跟屁虫”。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不时地拍些风景。很快，她看出我对相机的好奇，经不起我左缠右磨，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这一年算是我摄影的开端，第一次拍照片，留下几帧如“渔夫撒网”之类的处女照。由于蔡阿姨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当时既没有留下底片，更没有留下她和我们一起的合照。凭记忆，那只照相机是德国蔡司厂的康太时Contax，大概是CarlZeiss Tesser 50mm.F/3.5镜头。

　　自此以后， 我总有拿着相机拍照的渴望，这样走了大半辈子，拍过的底片竟有数万张。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当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曾有计划，在母亲身体稍好的时候请她辨认一些经年久存的时代老照片，搞清楚其中的人物和情节。母亲最终去世，这也成为永久的遗憾。在我迈向80岁的时候，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整理过去所有的底片，相信它们还有历史和人文价值，整理的结果便产生了这本印刷品集子。再静下心来，不顾溽暑难耐，把一些自认为重要的环节整理成文，也算是一个“准专业”老摄影爱好者的完美心愿。

　　三四十年代，照相机、底片价格的昂贵是今日无法想象的。1943年，有一天，母亲比较富裕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记得那只镜箱用620底片拍摄，简单的两片“新月”镜头，提拉式两挡铁片光圈，快门一挡，孔径相当于f16和f22，约是1/30秒，只能在明亮日光下拍照。它还有一“常开”挡，使用时以秒为计，需要凭经验手控。底片感光度常规是25度(也称“定”)，50、100度价格贵，属于中速及快片。弱光下假如能有100度快片用，是难能可贵的幸福。

　　1944年，我把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合在一起，走进曾在橱窗前流连“观察”了多少次的二手相机店。那些德国高档机种是初学者不可企及的，有几只日本产仿制品，羞涩的口袋尚能承当。记得它是一只最便宜的翻盖皮腔式相机，日本f4.5镜头，康搬快门1- 1/200秒，使用127底片，拍16张。我用过几个月之后，为了缴无线电夜校的学费，只好把它卖掉，说来这番话已经是64年前悠悠往事了。到1949年之后，还用过二、三手的徕卡Leica相机之类，型号Ⅱ、Ⅲa、Ⅲb、Ⅲc我都尝试用过，都是卖掉一架再换另一种试用，手里总是保持着一架回转。镜头从Elema f3.5，Summar f2，Elema 90 f4.5，但结影锐度不如蔡司镜头。直到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工作期间，我才有机会接触单位从国外订货购来的如林好夫Linhof等高档专业相机。我持有过的机子，有苏联的卓而基Zorki、基辅Kiev，德国蔡司厂的康太莎Contessa（50年代产品，产量很少），日本的尼康Nikon、佳能Canon、美能达Minolta，最近常用的是佳能数码机Canon Eos Kiss Digital单反，有1000万像素。其优点是可以配合手头的旧Eos镜头使用，不忍可用者被冷落。虽然有专家指出，如果使用非专门设计用在数码机的镜头，它有种种结影色彩和细节的缺陷，可我仅是一个“准专业”的摄影爱好者，这种组合已能满足我的需求。

　　1948年底，我在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前，用800港币买下一架禄来Rolleiflex双镜相机，因为经济拮据，不够购买配置Tesser镜头的，用约低1/5总价买下一档镜头的Sornar F.3.5机子。1980年，我拍《鲁迅画传》的部分照片，还使用这架120胶片的禄来，结影虽然尚属松软，终可告慰历史。当时我用的是香港的柯达胶卷，黑白片分两种：红盒“万利”感光度50度，另一种绿盒全色感光片，100度，价稍贵。两者约有1/5差价，使用时常常掂量自己口袋的经济力量，能省就省。这只相机连带遮光罩、黄滤色片花掉900港币。记得50年代初，新华社大致有一个规定，记者拍摄新闻，每用三张底片应该有一张达标，可供报纸刊登。看来，我在东北期间拍摄照片，所用的是24卷在香港买的底片，算是很奢侈的啦。在东北旅舍内，我是在夜里利用洗漱间冲洗底片的。使用香港买的头、定影成品药，均是柯达公司产品。开始在小平盆里用手提拉式冲片，没有用“微粒”影，黑白底片约4分钟，定影10分钟。之后，我用接待组织发给每人每月的“零用”钱，在照相器材商店购买了一只二手日本产的显影罐，开始使用柯达Ｍacrodal微粒显影剂冲洗底片，影像虽然细腻了，却是牺牲了反差。自然，冲片还需注意温度和时间、药剂使用次数、补充时间或添加药剂，这已不是本文的范围了。香港底片用完，在上海旧货市场上可以淘到不少美军剩余的35毫米胶片，有柯达Kodak、安斯柯Ansco之类，100尺及300尺一盘，可自己卷入底片匣用。这类底片一般虽仅过期一两年，然而由于大部分在军队库房保管不良，十盘中只有两三盘能用。这“能”用也是发灰，需要加大曝光量，减少冲片显影时间。我在50年代初期曾废物利用这批“剩余物资”，勉强印放出一些效果不理想的照片。还有一批美军“剩余物资”，是铁罐卷装的放大纸，背底防水且不粘胶水，据说是空军航拍材料之一种，显影、定影后，可快速水洗晾干。那也是基本过期的，洗出的照片灰暗，我贪图它便宜，用过不少卷。

　　那个时候拍照补光是用灯泡内填镁箔、镁丝的一次性闪光泡，价格昂贵且不易购到，许多商业摄影师便使用更老式、廉价的点燃镁粉闪光。镁粉里混入少量助燃的氯酸钾化学细粉，倾注在两片金属的反射板中间，根据场地大小，决定用剂之量，一般是控制在安全范围，半克左右。因为用打火石点燃，它发火时间不容易掌握，配合相机上慢门半秒以下拍摄，现场动态效果及表情必然生硬或丢失。于是我用小电珠（2.5伏那种，磨去1/3玻璃壳），让细灯丝接触闪光粉，通过相机内自制“同步”触点，通电闪燃，大致可同步到1/10秒速度。这一来效果比较优异，有些婚礼人物表情和体育拳击场面，可以抓到动态，抢拍下来。

　　暗房工作是从印片开始，它以底片的原大照片为成品，如需要将照片放大，放大机并非那个年代每个爱好者所能具备（当然，也不是大多数摄影者的经济所能承受的）。我的第一台放大机是日本旧货，镜头很差。放大照片，放大纸的反差档次从软到硬，０至５号，纸质又分光泽面、微粒面、绒面等，按不同需要选用。冲洗药液亦有多种不同变化。

　　在50年代，彩色片冲洗，并不普通，我自己在暗房配彩色显影药剂和代用药品，还试过反转片，亦称“幻灯片”。因为彩色正片比较贵，我曾尝试用彩色负片制作反转正片。那个时代的彩色冲洗放大，温度要正负1度（±１°），尤以用冰块控制最难，其次是彩色放大，外电的电压漂浮极易使色调变异，这些试验过程使我颇费心力。后来有了电子稳压电源，这才减少了许多废品。如上所说的种种“痛苦”和愉悦，恐怕现代科技条件下的年轻人是无法体会的。

　　说来多年的暗房工作，早年向新华社专家魏南昌请教，也和老学友于兆雄、卢学志多位专业人士切磋。我也收过工作上的几个“学生”，包括我的三个儿子。而我最大的教训是过于信任购买的摄影药物，它们经常是质量伪劣，简直是“坑”死人！尤其是显影剂用的“对苯二酚”，成分经常很差。尽管我调剂时天平精度到十分之一克，尽管我还使用蒸馏水仔细调配，并坚持按标准的温度、时间精细地操作，却常常冲出极薄的底片！不能印放出优良的照片事小，丢失了珍贵的资料便无可弥补是一件极大的遗憾。

　　我的第一卷彩色照片是在香港买的安斯柯Ansco120彩色反转胶片，全卷大部分是1949年春天我在北京拍的颐和园、北海风景，晴空碧朗，云朵悠悠。送到上海南京路专门冲洗该品牌胶片的店家冲洗，待我取回的时候，店主希望把其中风景照片留下在橱窗展出，称愿意用2卷胶卷交换，我心想，10卷也不换。50年代之后，我开始喜爱彩色，抗美援朝期间，欧美货断档，恰逢母亲访苏以及亲友隔三差五地馈赠苏联胶卷，或者用电影厂裁剩下的彩色胶片头，使我始终有彩卷可用。就这样用了各种彩色胶卷，也曾喜好自己动手冲彩色胶卷，也试过不同配方。今天回想起来，那时的“老彩色”胶卷存在稳定性差、色温不平衡、曝光度不易掌握等问题。加之使用和冲洗彩色胶片的变化因素太多，刚刚掌握规律，材料又变了，更没有色温的测量仪器，使我感到业余试验彩色照片，条件很不成熟，劳心劳力又劳神。我珍藏着几本厚厚的黑卡纸老式相簿，错落有致地贴满大大小小的照片，那时我母亲细心地粘贴，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页面上有很多母亲的亲笔题字和日期，每当我翻开这些相册，就像展开一个个故事。1948年，香港掀起了“新政协”的热潮。议论新政协，拥护新政协，成为各民主党派政治生活的主题。李济深、沈钧儒等各个民主党派领导接到毛泽东主席电报，奔走相告，鼓舞甚大。估计解放军一过长江，全国很快就会解放，新政协即将召开。在香港地下党布置下，大家分途北上。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宦乡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的珍贵。又比如，在沈阳市的铁路宾馆大会议室内，民主党派的讨论学习会场，冬季下午室内光线不足，勉强用慢速拍了两帧，虽然清晰度差，又非广角镜头，但能够留下这历史的瞬间，于国于民我心足矣！那阵子在沈阳等候政协召开，民主人士的文化娱乐活动一种是撞击桌球，以体力消耗较小的“开仑”为主；在沈阳没见有人玩麻将牌，只要间隔地晚间打打桥牌，凑足四人就玩起来，用自然叫牌法，没有固定的搭档。记得参加的有章乃器、朱学范、沙千里、赖亚力，洪深则偶见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资深将军李济深，也喜欢和大家玩在一起。他的秘书林一元经常在旁观席给最年轻的我使颜色，别让李将军宕太多牌难堪。在大家的兴头上，我当时又值年少气盛，岂肯“放一马”！局后林秘书也无可奈何……回念此情，略感歉意。姑且当成一件趣事吧。在我的数万张底片中，有一些我最为得意、最有纪念价值的照片。首先是1948年从香港跟随民主人士前往东北解放区时拍下的。当时民主人士的活动，对外严格保密，没有摄影记者跟随，不似现在无论什么场合，记者蜂拥而至，快门咔咔、闪光连连。而我的母亲处处“警告”我要自量“身份”，谨慎不能犯“错”，不能随意走动，不能自行离队伍拍摄照片……，因此，东北之行虽极为重要，但照片数量很有限，我的这几帧照片也就成立历史见证的“孤本”了。这里有一件事还需提起，1948年冬我在沈阳期间遇到新华社老记者郑景康同志等几位摄影前辈，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下，用海碗装显影、定影液，手工拉冲120底片。他们当时用的是普通“D-72”型显影剂配方，底片一串串晾干在房间内，蔚为奇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党的新闻战线同志们的工作状况。那时郑景康同志亲手帮我冲出我自香港到沈阳期间拍得几卷120底片，留下最珍贵的影像，谨此向他们表示再一次感谢！

　　其次是“二·六”轰炸的照片。1949年初夏，我从华北大学短期学习结束，廖承志建议我们几个“孩子”，各自补习所缺的高中文化课程后，第二年去苏联求学。这样，我返回上海旧址霞飞坊寻师回炉。不久，抗美援朝开始，我在三楼阳台听到飞机投弹轰炸声，看到窜天的浓烟，这便是 “二 六”轰炸上海卢湾区。冲天黑烟被我拍了下来。隔天我又和表兄马永庆赶去现场拍摄残存废墟，进入现场时，我们被警卫所阻，亏得那时候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印了名片，叫做“海马摄影社”，凭这枚小片子，才得到许可进入警卫圈内。进去后我拍到了一批炸毁的废墟，还有伤亡家属悲痛欲绝的镜头。今年春天，我又专程去了五十八年前的故地，只寻见路边一块纪念碑石，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缘故被敲成两截，又用水泥粘合一起，这种偶然的“不幸”和伤愈，令人呵嘘叹息！

　　再有几帧灯光人像似可以特别一叙。那是1949年冬，由杨子颐先生介绍我参加了摄影前辈吴寅伯的“上海摄影学会”，他们都是老一辈摄影家。之后吴先生到北京的人民画报社和中苏友协工作，我间或去问候请教。上海期间，吴老主持学会活动，常请某一方面学者讲授各类摄拍技艺科目，我记得有一次邀请了京剧名演员言慧珠来会场充当被摄模特。那天专家教的是灯光“单灯”人像摄影，只用一只200瓦上下普通聚光灯，另一侧面施加一块白色反光板，调度两者远近距离角度方向，获取不同效果。对演员言慧珠的身形神态并不去刻意“摆布”，由她自由发挥转动变化角度，有十几位摄影家前后左右抓拍，我也挤在边夹缝里按快门。过了两周言慧珠再度到上海摄影学会，大家依次让她看自己的作品，我是最后一个把“习作”交给她，想不到她看了照片后凝视了我这个最年少的“学徒”，竟开口问“你可不可以把照片送给我？”我受宠若惊当即应允，三张10寸精心制作的照片被她收藏了。近七十年来，我的摄影兴趣不减，从未间断却并不连贯，这与时局、运动、心情和工作、生活有直接关系。我拍摄的题材以人为主，也有随机的景物，那是我的审美观和兴趣的体现。我喜欢遇到机会抓拍性地留影，对布设、摆布没有好感，有一阵我使用徕卡Leica机子，它虽然有跌影式对焦测距，但跟随动态却很迟滞，为了抓好瞬间距离的变化，我还自我训练用手指推拉测距杆，眼睛瞄视动作对象，在超焦范围里按快门，达到跟踪的效果。

　　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特别敏感，因此拍下不少新中国成立前的难民和乞讨者，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了“猎奇”，只希望让它们证明时事。1950年我在辅仁大学读社会系，每学期就利用照片辅佐对社会、工厂的调查访问报告，曾受到系主任李景汉老师的肯定和表扬。我确实曾想过当个专职的摄影工作者，可使最终还是钟情于科技。

　　在摄影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如今却无意间为大家与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再看今日，数码时代来临，相机发生彻底革命，电子代替胶片，相机的普及率造就一代摄影族群，网络上以亿万计的照片让人应接不暇，我依然努力地跟随时代的脚步，开始用新型摄影器材，摆弄着未知同时却也在不停地回味。“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本印刷品无疑是我在潮流中行驶的逆舟，毕竟这是我的拥有，姑且称之“镜匣人间”。今年我刚好80岁，这本集子留给我所爱的人。感谢所有帮助我的好朋友们。

　　2008年8月1日于北京 木樨地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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