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广州[GuangZhou]就成为中国政府获取禁运物资和筹措外汇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为此外贸部专门在广州[GuangZhou]设立了三局，就是对外贸易[MaoYi]局，对进出口贸易[MaoYi]实行全面管制。”吕健行回忆说，解放前广州[GuangZhou]有大量的商人在从事外贸代理，对外贸易[MaoYi]局的成立，通过“许可证制度”将私营外贸商人的自由市场时代终结了，“只有政府的公司[GongSi]才有许可证，私营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挂靠在国有企业下面，委托进出口。”“到五十年代中期，广州[GuangZhou]口岸对外贸易[MaoYi]实际上已由多种经济成分完全转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广州[GuangZhou]市内的外贸部属下专业进出口公司[GongSi]已能控制全部进出口货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外贸利润。”

　　政府在香港[XiangGang]成立了两个重要的贸易[MaoYi]代理公司[GongSi]：华润公司[GongSi]和五分行，华润主要代理杂品、丝绸和一些轻工业品的出口，五分行负责食品、茶叶和其他土特产。长期担任华润公司[GongSi]总经理的张平回忆说：“华润公司[GongSi]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XiangGang]从事经济贸易[MaoYi]工作的机构。”“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办的公司[GongSi]。”“为了打破贸易[MaoYi]‘禁运’，华润于1951年成立了秘密的运输公司[GongSi]，取名‘兴隆行’。兴隆行有职员四名，任务是在港组织承运公司[GongSi]和人员，把我方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南光公司[GongSi]，再由南光公司[GongSi]负责把物资通过拱北运往内地，也把内地产品由同样的渠道销售出去。”

　　这几家国营公司[GongSi]的第一要务就是创收外汇，用出口换进口。“政府甚至可以不计成本，允许公司[GongSi]在一定范围内的浮亏。”吕健行说，“每个季度，华润都要做一个收支表，超支过多的，政府负责平账。实际上因为这样的成本优势和垄断国有公司[GongSi]的信誉，即使没有‘许可证制度’约束，在这样的非自由竞争状态下，广州[GuangZhou]和香港[XiangGang]两地的贸易[MaoYi]老字号也很难维持生意，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和政府合作，当然获利自然大不如从前。而国有公司[GongSi]可以借助他们过去在贸易[MaoYi]上长期的私人关系。”“也有一些商人选择退出，我有次去香港[XiangGang]，有个香港[XiangGang]商人就对我抱怨说，‘不干了，完全是在给华润公司[GongSi]打工’。”

　　出口的畅通，只是广东作为贸易[MaoYi]通道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而它的前提是，执政者需要能够极具效率地在城市里组织货源，确定物价。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GuangZhou]所进行针对工商业的这场“社会主义改造”对国家的意义要比其他城市更为重要。（朱文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