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提出“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调整初露成效

　　1960年的最后一天，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来京开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MaoZeDong]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等各省负责人同他坐在一桌，以便直接听听他们对眼下经济工作的意见。

　　1961年1月3日，中央[ZhongYang]工作会议[HuiYi]继续进行，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MaoZeDong]听第四次汇报。由李富春汇报这项计划。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委员、中央[ZhongYang]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NongYe]；二是计划指标[ZhiBiao]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MaoZeDong]插话说：“不仅没有注意农业[NongYe]，而是挤了农业[NongYe]，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关于1961年钢产指标[ZhiBiao]，这是一个[YiGe]牵动全局的问题[WenTi]，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2150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2000万吨。

　　毛泽东[MaoZeDong]有些疑虑：“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NongYe]，而后炼钢。”

　　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1950万吨，第二方案1900万吨。”

　　毛泽东[MaoZeDong]仍然紧锁眉头：“看来1900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1870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YiGe]方案，就是1980万吨。”

　　中南局书记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1800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NongYe]。”

　　毛泽东[MaoZeDong]说：“我担心就是1870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1959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1350万吨一下子提到1870万吨。”

　　刘少奇直言：“看来，去年由1840万吨后来又增加到2040万吨，是犯了错误的。”

　　邓小平补充道：“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NongYe]挤了。”

　　李富春说道：“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会议[HuiYi]成了漫议，中央[ZhongYang]主要领导人都发了言。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MaoZeDong]也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NongYe]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ZhiBiao]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MaoZeDong]又说：“这三年都是指标[ZhiBiao]定高了，后来退下来。1958年北戴河会议[HuiYi]后从9月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HuiYi]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NongYe]。因此，我怀疑就是1870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现在回头看，虽然领袖们对钢产指标[ZhiBiao]有着种种怀疑，但毛泽东[MaoZeDong]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WenTi]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ZhiBiao]的框框。

　　毛泽东[MaoZeDong]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道：“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MaoZeDong]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

　　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

　　实际上，“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有个完善的过程。在北戴河会议[HuiYi]初期讨论运输问题[WenTi]时，李富春曾根据前段时间的生产情况，提出应该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提高，但是，这个想法提出后，计委内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1960年8月30日，李富春等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支持李富春的意见，并将报告中提出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增加了“充实”二字。9月5日，他又将“整顿”改为“调整”，使它的含义更加明确。9月30日，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ZhongYang]批转国家计委《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第一次正式并且完整地表述了这八字方针。